历代文人都有很强的个性、个体特征，这也给他们的命运涂上了浓浓的悲剧色彩。由于中国古代文人几乎无一例外地要奔官场、走仕途，所以这种悲剧也具有特殊性。西方作家与此不同。而中西文人在这个层面的对比研究似乎不多见。

    古代文人奔官场是既定的格局，有趣的是，像杜甫这样的“诗圣”在长安求官求得那么曲折艰难，给权贵写诗献赋的，其内心深处的价值观却始终不变。究竟是什么东西在支撑着杜甫的“不变”？

    类似的发问，可以针对很多文人。

    文人是坚持个性、坚持为美政的理想在先，失意倒霉在后。古代文人几乎是失意的代名词。不坚持就没有失意。辨析这个绵延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现象，不能倒果为因。

    前面提过，孔圣人也是到处碰壁的。

    只有老庄这样的东方大哲，才不跟历史的进程正面接触。他们生活在别处，仿佛轻松潇洒地指点着华夏文明的进程。

    老庄的智慧迄今是华夏文明进程中的顶级智慧之一。这样的智慧让时间的流逝变得无关紧要。谁能测量它的终点呢？有人怎么也想不通，干脆把老子说成外星人……

    唐宋以来的古代杰出文人，其运思，无不在儒释道的框架之内进行。这个卓越的、能穿越历史的文化结构支撑着诗文的不朽，也为今天的哲学性思考提供具有民族特征的全球视野。

    没有哲思就没有文学。

    尤其在当下，赢得具有民族性的全球视野乃是当务之急。

    古代文人的“生存悖论”在于：他在坚持个性与政治理想的同时，也失掉了许多历史性的契机。比如王安石、司马光、苏东坡，三个正人君子、杰出的政坛人物，却不能抱团形成合力，各唱各的调。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宁愿离开汴京到洛阳写他的。如果他留在中枢，以自己的某些妥协换来王安石的妥协，那么，熙宁新法的成功面会增大，赵宋的国运或许能好一些。在今天看，王安石的“骤行新法”和司马光的“尽废新法”，都含有文人意气的成分，与现代的政治智慧是有距离的。荆公绰号牛相公，温公绰号司马牛，两条牛狠狠斗在了一块儿，谁也拉不开。而“一肚子不合时宜”的苏东坡在朝廷的坦率、坦荡，“性不忍事”，既令人钦佩，又令人叹息。

    老谋深算的政坛人物，哪能由着性子锋芒毕露。

    而杰出的政治家是既有锋芒又能内敛，其战略性眼光和战术性的步骤高度合拍。

    古代文人的意气用事，北宋政坛可见一斑。意气用事是说：意气有用事的空间。而文人的意气用事对民族心理会产生难以测量的影响。情感、情绪的逻辑畅行时，理性便缩小了地盘。

    这当然与“人治”有关。政治理性与制度的构建是同步进行的，古代官员不可能做到这一步。当文人越来越像个文人的时候，他离他想要追求的理想政治就越来越遥远了。

    尽管如此，儒家文化的担当天下、以民为本，文人为官的高风亮节、博大胸怀、广阔视野，仍然是非常宝贵的民族遗产。苏东坡这样的官员，放在任何时代都是好官的楷模。

    古代文人的不言利，在今天看也有问题。我不知道圣人的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反正圣人之言，是容易教人把“利”与小人相连，将“义”和君子相连。君子固穷也罢了，他还要视富贵如浮云。圣人为了防范人性恶讲了很多格言警句，却显然妨碍了人性的自由伸展。窃以为，对人性是有遮蔽的，挡住了后来的思想家们投向欲望的视线。汉儒、宋儒、明清诸帝又强化这个遮蔽。欲望未能受到辨认和追问，反而导至一轮又一轮的欲望泛滥。

    孔子轻视女人，设男女之大防，影响恶劣而深远。即使在唐朝，即使是名流显贵的老婆也很难留下她们的姓名。直到曹雪芹，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