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人几乎都要去当官，走仕途。而西方作家不这样，他们要么出身贵族，要么是医生、神甫、律师、商人、教师……的儿子，总之，职业分布相对宽泛，吃官俸者少。中国古代文人与政治有着深广而持久的联系。

    古代多战乱，不是汉人跟汉人打，就是汉族与游牧少数族打，百年兴旺的家族不多。几位贵族大文人，屈原，嵇康，李煜，李清照，曹雪芹，皆为厄运所造就。

    古代文人走向官场或背向官场，其“生存路数”是高度一致的。先秦时代百家争鸣，像孔子这样的人连年穿梭于列国，形如丧家之犬而大脑高速运行，想透了很多大问题。秦汉结束了诸子争鸣的局面，几百年间虽时有反弹，却朝着大一统：儒学一统天下。唐宋更以科举的形式将学问与俸禄直接挂钩。读书人，不能金榜题名就得回家种地。“耕读传家”，传了一千多年。这是中国特色。

    文人去做官，未必都是好官。众多的文人一经入官场，往往把圣人的教导抛到脑后，按官场套路行事，为非作歹者代代有之。像北宋的舒亶、李定，一个状元，一个才子，干缺德事却格外起劲；已经是小人之尤了，他还满口正人君子。再如做了宰相的晏殊，词好，人品却成问题，他看不起浪迹于底层的柳永，对欧阳修以貌取人，科场做王安石的手脚，安插自家人。

    不过，文学大师们好像都是正人君子。

    从屈原司马迁到鲁迅，谁不是正人君子呢？

    文气与浩然正气是连通的。歪风邪气写不出传世文章。阿谀奉承只能写出令权贵开颜的文章，譬如汉赋。战国时期，已经有“文学弄臣”这种角色，到汉代，皇权大如天，弄臣们也格外弄出了名堂，拿汉语作派场、列方阵，绞尽脑汁歌功颂德，拍马屁拍出了高招。

    司马迁抵抗皇权，司马相如依附皇权，这两条线由两位司马作了开端，长长地延续下来。论数量相如式的人物为多。然而文豪们都排在了屈原司马迁的身后，为什么？因为真性情才能留下好文字，虚情假意浮夸拍马只能得意于一时。谁想去读那些个扭曲人性的拍马文字呢？除非他想学拍马。皇帝和歌颂皇帝的文字一同死去。封建社会历朝历代，这类拍马文字多得数不清呢，却被历史轻轻的一巴掌拍进永远的黑暗深渊。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李白这一声喊，喊出了无数心声。

    李白的性格在常人看来是有毛病的，杜甫对此感慨说：“世人皆曰杀，吾意独怜才。”李白的精神有如天马行空，却又生活在地上，于是有了矛盾，形成了张力。李白的诗歌艺术受益于这个张力区。犹如冷暖气流相遇，生风生雨生雷电。

    李白为人有毛病，称不上道德楷模，但李白也是正人君子，一心想做“鲁仲尼”似的大儒，安邦定国。他有一颗赤子之心，碰上高力士杨国忠这一类弄权高手，马上就斜视、就对立了。他在翰林院这种地方狂饮八百天，未必不是效仿刘伶阮藉，虽烂醉如泥而心中雪亮。苏轼称赞他：“戏万乘如僚友，视同侪如草芥。”魏万颂扬他：“一生傲岸。三十年未尝低颜色。”

    盛唐中唐的翰林学士，多少人学会了进身术钻营术晋升为宰辅之臣。李白在这个位置上一待三年，却只管以李白的方式行事，不管皇帝心思，终于被玄宗打发掉了。

    唐朝的文人已经很强大了，奔向皇权又越过皇权。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随身携带了两件宝贝：一是儒家的为政理想，二是鲜明的个性。

    在深谙儒学的文人眼中，皇权至尊，但皇帝并不是至高无上的，有两样东西制约着皇帝：天意和尧舜时代的政通人和。文人对皇帝念叨天意、尧舜，像念紧箍咒似的，皇帝很头疼，却还不敢反驳：反天意反尧舜那还得了，还要不要国运、还坐不坐龙椅啊？杜甫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