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公共卫生以及医疗保障体系的改革方案；环保与国土资源部结合农业部制定出土地制度的改革方案，并创建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带领农民搞好农业结构调整。所有这些方案汇总到综合改革办公室，进行协调和修订，最后形成相互配套的综合改革方案，以实现整体推进。这样才能夺取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彻底胜利，促进农业的大发展！”

    这么一说，倒引起了宋亚平的共鸣。因为宋亚平过去就在基层工作多年，对“三农”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在这些方面，他也是早有研究的。

    于是二人就如何有效地促进中国农业发展、农村进步以及农民富裕的许多问题，交换了意见。

    两人都认为，对中国今天的农业首先应该实施“休养生息”的政策，免除一切面向农民征收的农业税及其附加。县乡两级由此导致的减收，可以通过减事减人减支的办法解决。这样，中央和省里在农村税费改革过程中的财政转移支付，就能够完全用于农村的基础教育和农村的卫生事业。

    两人都还认为，在对中国农业实施“休养生息”政策的同时，可以推行“无为而治”的方略。

    将目前的五级政府逐步恢复为三级政府，并乡建镇，将现在的乡镇政府改为镇公所，作为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如果当前条件不具备，可以先行大规模精简乡镇机构，采取党政干部交叉任职的办法，将“四大家”合为一家，坚决压缩乡镇领导干部的职数和人员的编制，分流冗员。至于乡镇的“七站八所”，除公安派出所和垂直管理的之外，一律改制为中介服务机构或专业经济组织，改制后的“七站八所”只能紧密围绕农村经济建设与社会进步的发展要求，为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提供有效服务，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企业法人单位。村委会原则上不再赋予行政管理的职能，逐步扩大村委会的民主权利和进一步规范村委会的自治行为。与此同时，支持和帮助广大农民成立有着丰富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内涵的各级农会组织，农会组织在性质上应当同城市中的妇联、工会等群众组织一样，在党的领导下，拥有同等的政治地位，并发挥出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的积极作用。

    当然，取消粮食的国家定购，坚决放开粮食的收购价格、放开粮食的购销市场；把土地还给农民，允许农民对自己拥有的土地使用权进行有序地流转；鼓励和支持农民向城市迁移，逐步建立城乡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市场，真正做到城乡居民在就业和发展机会面前地位的平等。这些，都十分重要。

    同样还要积极探索由国家、集体、农民个人共同出资、合理负担的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和农村养老制度；结合农村扶贫政策和其他民政补贴政策，试行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些，也都必须着手去做。

    还要逐步加大国家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

    还要改革农村的金融管理体制，放开搞活农村金融……

    何开荫说：“在中国的历史上，就曾有过多次农村税赋改革，唐有‘两税法’，明有‘一条鞭法’，清有‘摊丁入亩’的变法措施，那些重大的改革，都是针对当时收费名目繁多、贪官污吏中饱私囊、农民不堪重负而进行的；改革的内容也基本上都是改费为税，化繁为简，官收官解。那些改革措施，在短期内，大都是可以做到‘向来丛弊为之一清’，使农民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但是，最后又都无一例外地因为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而走向了反面，并为以后的加税增费垫高了门槛，农民的负担反而更重。明清时期的思想家黄宗羲曾精辟地将其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后人称其为著名的‘黄宗羲定律’。”

    何开荫说：“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与过去毕竟不同了，我们多么希望，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共产党人，能够跳出这个历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