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破题——5 一号议案
后，当农民负担问题日益突出，一九九年二月国务院就发出了《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通知》，同年九月，党中央、国务院又作出了坚决制止乱收费和各种摊派的决定，这以后差不多年年都下达这样的通知或是决定，但时至今日，农民负担仍是叫人扼腕叹息的一桩事情！
福建代表团的人大代表饶作勋发言时，就坦陈当前农民最担心政策不稳，最怕的是负担过重；四川代表曹庆泽，毫不客气地指出，朱总理的报告中虽然提出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但是并没有举出突破性的过硬措施。
与九届人大四次会议先后召开的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共有十位委员在大会上发言，其中半数言及农业、农村、农民的问题。
两会期间，丹麦记者甚至反诘到会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张左己所在的部，是否不管农民，只是城里人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在大会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朱总理曾就中外记者关心的农村税费改革给大家详细算了一笔账：“我们目前从农民手里收取三百亿元的农业税，六百亿元的乡统筹、村提留，再加上乱收费，大约从农民那里一年要拿走一千二百亿元，甚至还要更多。我们这一次的税费改革，就是要把我们现在收取的三百亿元的农业税提高到五百亿元，也就是从百分之五提高到百分之八点四，把其他的乡统筹、村提留的六百亿元和乱收费一律减掉。当然，农民减负担，地方财政会有缺口，这个缺口很大，中央财政又会拿出二百亿到三百亿来补贴给困难省区市的农村的。但是，这个缺口还是很大的。”
如果要把九亿农民的负担减下来，地方财政的缺口究竟会有多大？
农民负担真的一年就只有一千二百亿吗？“甚至还要更多”，这“还要更多”又是多少呢？
朱总理都没有具体说。
决定农村税费改革的成功与否，能否真正地把农民的负担减下来，其关键之处，无疑就在于把账算清楚。这些至关重要的东西，是含糊不得的。只有弄得一清二楚了，各方面的配套改革才可能做到心中有数。
《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的作者李昌平，对此作过具体的调查，他十分坦率地表明：“中国农民的负担远远不止一千多个亿，至少是在四千亿元以上！”
他分类列出几笔账：全国县、乡、村所欠债务有六千亿元之多，仅每年需要支付的利息至少在八百亿；全国农村义务教育需支付七百万名老师的年工资就是八百亿，每年支付校舍维修、设备仪器的添置和教育的欠债等就有五百亿；全国县、乡党委政府及各有关部门“干部”计有一千九百多万人，村、组级“干部”两千三百多万人，每年工资一项就又要两千五百亿。
以上三项，最低年支出便要四千六百亿元以上。
此外，全国近三千个县，约有近三万个科局，近五万个乡镇，七十万个乡镇所属部门都需要运转，还有四百万个自然村近八亿生活在农村的农民公共品的需求，这些每年至少还要三千亿元。
总之，在县以下的各项支出中，百分之七十到八十是要由农民负担的。农民的口袋就是县乡财政。若按现在的农民负担政策，农民每年的实际负担则高达四千亿至五千亿元！
与农民的实际负担如此之大，这显然正是中央三令五申减轻农民负担，而农民负担却一直无法根除的原因所在。这也再一次证明了朱总理总理在李昌平的一封信上批过的那句话：“我们往往把好的情况当作普遍情况，而又误信下面报喜，看不到问题的严重性。”
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最有发言权的还是安徽省的代表。
因为税改在安徽试点已经一年了，一年里，省委、省政府默默地克服着重重困难，可谓竭尽全力，但仍常常感到力不从心。改革试点之后，乡镇村级组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