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想下来，自从实行家庭承包经营的大包干之后，中国农村的改革就一直没有间断过，只是因为那大多是些零敲碎打，单兵挺进，许多深层次的问题就一直没有被触及。这次税费改革却不同，它让农村中长期潜伏着的各种问题先后浮出了水面，这也就为整体挺进、统盘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契机。

    至少，在乡镇体制上存在的种种弊端就被空前地突显出来。

    首先是，这种体制下的乡镇组织，干了许多不该干的事。它们常常超出实际能力地进行公共设施的建设，又过多地参与了农民们的市场活动。政府职能的转变，别无选择地被摆上了桌面。

    其次是，养了许多不该养的人。乡镇如此，村级同样如此，因此精简人员已是不容回避。

    再就是，花了许多不该花的钱。先看村级，别的不说，单是每年花在上面各部门强要订的报刊费用，就足以耗尽一个村委会的全部财力，不向农民口袋里掏钱，就啥事干不成，而那些报刊又大多与农事无关，最后全当废纸处理。再看乡镇，在安徽省寿县负债高达一千一百多万元的一个乡，这次税改严格了一下招待管理制度，全年这笔费用就省下十三万；严格了一下电话管理制度，也节支近三万；健全了一下用车制度，省了十四万；规范了一下用电制度，又省下十一万；假如三年内不再安排基础性的建设支出，预计每年仅通过节支就可以减少赤字一百万元以上！

    不改不知道，一改吓一跳！

    而其中，尤为突出，尤为紧迫的，还是机构的臃肿，人满为患。如何解决好这个问题，便成了天下第一大难题。

    用安徽省常务副省长张平在全省乡镇机构改革现场会上的话说，就是：“吃皇粮，横向看，超过了任何国家；纵向看，超过了历朝历代。你说我们能养得起这么多人吗？养不起，最后只有转向老百姓去敛财，搜刮民脂民膏，横征暴敛。当然我不是指现在都是如此，但不坚决管住，发展下去，就难避免这个趋势！”

    也应该看到，农民不合理的负担并不就是那么简单。如果说它不合理，那也是不合理的现行政治与经济体制的原因造成的，因此，我们今天的改革不作综合改革与整体推进的设计，势必会顾此失彼。但是如此重大的农村税费改革，领导小组不是设在

    国务院的综合管理部门，而是放在财政部；改革方案又是由财政、财经和农业三个部办领导牵头制订，他们没有能力、也不可能十分周全地考虑到本部门以外的更多事情，比如方案取消了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和教育集资，财政并没有相应地投入，这样做虽然部分地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却使得农村的义务教育陷入了空前的危机。比如，这一方案很少考虑过去各地改革试点已经取得的那些成功的经验，依然毫无道理地保留了无法让人据实征收的农业特产税，无法做到据实征收，就依然会造成乡村干部的随意乱收；同时将原来“村提留”中的公积金，从“农业税附加”里剔除了，好像是把它从农民的负担中剔除了，可它不但依然还是农民的负担，而且这种“一事一议”，就极有可能为以后的乱收费留下隐患。特别是税费改革确实减轻了农民负担，但同时也给乡镇正常运转和村级组织建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从全省看，税费改革后乡镇的收入普遍减少三成多，村级收入减少了七八成，收支缺口大，不仅使正常的工作难以开展，也严重制约了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不解决这些问题，中央的政策就成了画饼充饥，改革的目标就会落空；而解决这些问题最现实，也最棘手的，就是要精简机构，分流人员，压缩开支，减负轻担。

    安徽省五河县，正是在解决这个“天下第一难题”中大胆突破，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敢于率先走出这步险棋的，是当时的五河县委书记朱勇。这是一位从祖国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