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还闹出个“半碗浑水”的佳话。那天，她因为走的匆忙，穿在身上的一件刚从日本带回来的大花连衣裙，竟也没顾上换，就风风火火地上了路。当赶到那个村子，向田头的农民说明自己的来意时，发现农民们一个个瞠目结舌，全好奇地看着她，她这才意识到，自己身上的这套服装帮了倒忙。她于是取出村民给报社的信，作进一步说明，谁知，一位二十刚出头的青年农民突然站起来，拾起身边一只蓝边大海碗，走到田沟处，弯腰舀起了半碗浑水，然后送到她面前说：“我们怎能相信你们不搞‘官官相护’呢。这样吧，你若不怕水脏，敢喝上两口，我们就相信你也许能替我们说几句真话。”史守琴一看暗中叫苦。喝吧，那水望上一眼，胃里便觉有东西在翻；不喝吧，马上就得走人。她听不得对方说出那样的话，于是，心一横，毫不犹豫地接过碗，眼也不眨地仰起脖子就喝。当快要喝完时，碗被夺了过去，她看到，青年农民脸上呈现出惭愧之色，在场的农民表情也都变了。

    那次采访结束后，一村的农民全出来为她送行；有的，竟送了一程又一程。

    后来她用一篇报道给村民解决了问题，为表示感谢，一位七十多岁的农村教师冒着那年少见的大雪，给晚报送来一幅丈二对联，上书：“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打那以后她坚定了一个信念：“站在党旗下，尽心尽力为老百姓说话！”

    这次，当她看完这次村民写来的信，心情很沉重，当即就出发了；实地调查核实后，她变得越发不安。从了解到的情况看，那里的农民，对中央税费改革的大政方案并无异议，对省政府确定的农业税率和农业税附加率也都没啥意见，只是对龙塘乡“核定”的“计税常产”，每亩竟高达一千零四十三公斤极为不满，认为这是变着法子加重农民负担。因为亩产数字“核定”得越高，农民按规定税率需要交纳的税金就越多，已经多到了他们无法承受的程度。村民丁有发，拿出过去交的收费卡和今年的纳税通知书给她看，丁有发家两口人种了不到两亩地，以往上缴的是一百六十一元四角八分钱，今年税费改革了，却要上缴两百二十一元五角九分钱，税费改革本来是要减轻农民负担，现在却越改负担越重了！

    村民杨尚禄给史守琴详细算了他家一年种田的收支明细账。他说，他家四口人，种着三亩三分田，买稻种花去六十七元五，农药用了二十元，化肥是一百九，从电灌站打水的支出一百四，前后两次用人家的耕牛犁田给了五百，稻谷脱粒八十，这样把投入加起来就是九百九十七元五角整，将近一千元。再说这儿一亩稻子常产只在五百至六百公斤，一季收了一千八百一十五公斤，按今年粮站每公斤八角二分的收购价，可得一千六百六十九元八；一季油菜，收了两百公斤，可得四百元上下，两项相加，刨去投入，再刨去三百五十六元二角五分的农业税、水费和淠史杭工程外资还贷，清清楚楚，就只剩下七百一十六元零五分！

    算到这儿，杨尚禄苦涩地一笑，说：“这还没算完。前几天，村会计又来要钱，说是清沟费还有一百二十二元；建电灌站，建在哪儿还不知道，就要六十八元八角五；排涝费又是三十六元九角八；再加上巢湖治理费的二十二元九角五，乡村道路费的五十元四，总共加起来，就又是三百零一元一角八！但这钱我没给。我却特地要村会计写了一张交费条子，我是存心要告这个状！”史守琴确实看到了那张条子。她也替杨尚禄算了一笔账：这一年，杨尚禄一家口人，从早忙到晚，投入全部的劳力且不算，扣除各种税费之后，就只拿到了四百一十四元八角七分钱！一家人，一天竟摊不到一元二角钱；即便就是算上一元二角，再四人平分，每人每天就只有三角钱！

    在一盒普通火柴都由两分钱涨到了一角钱的今天，三角钱又能干什么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