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这一串电话号码，安徽省政府办公厅的同志深知案情的重大，同有关领导联系过后，就把电文发给了阜阳地委和行署。

    利辛县委书记戴文虎这时才知道，纪王场乡的这件事“娄子捅大了”。他很清楚，丁作明的死如果与“农民负担”有个因果关系，这问题就大了，纪王场乡党委政府有关的领导将会被追究责任，县委也难脱干系。虽然他调到利辛工作的时间并不长，前后也才一个月，许多情况还不是太了解，按说他在这件事情上所能承担的充其量不过是“领导责任”，但接到省里发来的紧急电文后，他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思想一下变得复杂起来。首先，他不希望这件事给自己带来什么麻烦，或者说，不希望因为利辛这件事影响到安徽的形象。一九九一年大水以来，外地人都把安徽人当做“灾民”看，丁作明一案的真相再传出去，安徽的农村还成个什么样子？

    如此触目惊心的事情发生在利辛，作为利辛县委书记，他还有什么面子？

    当然，戴文虎并不知道，就在丁作明的案件发生前不久，四川省峨眉山下的仁寿县，也是因为农民负担太重，引发了上万人大规模上访，农民与警察发生了剧烈的冲突，愤怒的农民竟烧了警车。这事已使中央领导为之忧虑；紧接着，安徽这边就死了人，自然就格外关注安徽对这事的处理情况，不希望由此引发出更大的事端来。

    利辛县委书记戴文虎想得很多，但他最后还是采取了当今大家都早已熟习了的办法：报喜不报忧，息事宁人。他认为只要不把丁作明的死与“农民负担”扯到一起，剩下的，一切事情都好办。

    在不到二十四小时的时间，利辛县委、县政府就向省委、省政府写出报告：丁作明的死，纯粹是由一般的民事纠纷引发的，与农民负担无关。

    戴文虎绝然没有想到，他的这个抱有侥幸的“回复”，竟断送了自己的锦绣前程。

    安徽省委、省政府看到了“与农民负担无关”的结论，回复的电话当即打给了陈俊生。

    谁知，陈俊生是个办事一丝不苟的人，再说这事又有那么多的中央领导批了字，盯着这事不放。他接到安徽做出的这个结论，疑窦顿生：到底是新华社的记者“谎报军情”，还是有人在搞欺骗呢？需要关心的，似乎已经不应该是这事处理的情况，倒是丁作明案件的性质了。

    陈俊生把问题交给新华社回答。

    新华社接到国务院秘书长陈俊生的电话后，觉得事有蹊跷。因为安徽分社记者孔祥迎的调查文章写得已经十分具体了，那些事实不可能是坐在办公室凭空捏造得出来的。但为慎重起见，还是把陈俊生的电话内容及安徽省报上来的意见，一并通知了安徽分社。

    现场采访和处理稿件一向认真严谨的孔祥迎，看到了安徽省对丁作明案件所作的调查结论，十分意外。他感到这样的事情不应该发生。安徽的这种结论，无疑是对他了解到的事实的一种彻底的否定。他当然不能接受。

    所以，安徽分社回答总社的态度十分坚定：为了澄清事实，请求中央直接派人调查。

    一个由中央纪委执法监察室、国务院法制局、国家计委、国家农业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等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迅速组成，他们没同安徽省的各级领导打招呼，从北京出发，就一路南下，直接开进了纪王场乡路营村。

    中央联合调查组一竿子插到了案发现场，这使得安徽省阜阳地区及利辛县三级党委政府有关领导都大出意外。

    调查组首先对丁作明的家人进行了慰问，然后就同路营村的村民们见面、开座谈会。可以看出，调查组的调查范围显然没有囿于一个路营村，还扩大到了附近的黄楼和彦庄。调查时，不让地方干部陪同，并对被调查人实施政治上的保护，于是乎，周边的村民们纷纷找上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