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男性乘客，这些乘客是否有资格乘坐，要由航运处来决定。我们时不时缺面包，几乎总是缺少新鲜蔬菜。

    由于一个可怕的偶然事故，在小小的法国租界，除了巴思奇先生，19天中有四个人丧身（还有一个在到达澳门之后去世了）。我们没有足够的木板来做棺材，只好把衣柜拆了来改装。葬礼在一个小公园里进行。

    是不是大部分中国群众已经比较平静下来了？我们还得时时想到那些“武装的人”，他们还总是停留在一种民族激情中。谁知道？或许其中有人希望能挣到给我的脑袋标的300美元的奖金。

    儒勒的头被标了价，沙面的紧张气氛可见一斑。从儒勒拍摄的几张照片上可以看出，他穿着制服奔波在空旷的街道上，沙袋后面是负责巡查受威胁地带的军人。

    在这种环境下，儒勒完成的工作和寻常的领事工作毫无关系。他穿着白色制服，有一种保卫营盘的将军的气势。他的任务已经引起了上级的极大关注，中国公使在1925年给巴黎外交部的一封信上说：“这位官员在这样的时候，在这样的岗位上，领导的是一场真正的战斗”。

    1925年12月1日的报告

    我们这里的局势和几个月以前一样，毫无进展……

    人们没有向我们提出谈判的建议，人们什么也不向我们建议。……

    在同一报告里，儒勒也谈到了苏联和蒋介石这两个影响事件进展的关键因素。在沙面危机和大罢工中，正是蒋介石利用和玩转了整个局势。而儒勒作为中国国情的精妙的观察者，准确地预见了即将转变的局势。他写道“已完全做好把‘共产主义的’这个修饰词加到广州政府前面的准备。”而且这些共产党人“可能为将来在中国的收获准备好土壤”。儒勒这个分析，不仅说出了近期的转变（民族主义者通过共产主义者夺取了政权），也说出了长期的转变（1949年的共产主义革命）。他只对蒋介石后来在全中国发起的战争的可能性有所保留。不过，没有料到蒋的野心如此之大的人也不只他一个。

    1926年3月4日，儒勒发出了最后一个关于沙面恢复秩序的报告，就回法国度假去了。他在最后的说明中很好地抓住了历史的趋势：从此，要阻止中国在未来的十年内发生巨变，已经太晚了。

    此时的国民党内部，右派和共产党的紧张关系已经不可控制。自从1919年和1925年的学生和工人运动之后，共产党的人数已经上万，而参加工会的工人超过了百万。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很难容忍民众势力推举的领导权如此上升。在国民党第二次大会上，左派就阶级问题向右派势力发难。蒋介石开始扮演仲裁和调停者的角色，后来他丢掉面具，逮捕了共产党员和苏联顾问，并在广州发布了戒严法令。这种内部矛盾给蒋开辟了一条实现他的第一目标的道路：北伐，从而统一全中国。

    而儒勒现在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回家。他的母亲玛利亚已经74岁，“被太长时间的中国生活弄得筋疲力尽，处于一种很脆弱的身体状况之中”。儒勒自己也被这么漫长的广州围困折磨得身心俱疲，再也不想考虑自己的官职问题了。他到成都才22岁，现在已经快40岁了，在中国执行任务将近十八年，“却一天都没有在他名义上被授予的职位上”。他接二连三地看到，那些比他晚到中国的外交官，都毫无例外地回国休假。儒勒认为，这套官僚机制已经把他忘记了。

    而这个机制，却并没有忘记他在广州围困时的表现，为他唱赞歌，还把他此时的行为和在成都暴动时的表现联系起来。法国公使在对他大加颂扬之余，还为他那比较自由的述职风格讲话，他认为“用一种更少逻辑、更少学术性的风格来写报告是很有效的”。这是向人们表示“他在经受考验时还能保持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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