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政治势力。这带来一种危险，就是要以它选定的党派为优先。1920年的第二届国际共产大会，确定了让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的共产党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道路。于是，共产国际的代表访问了孙中山，提出：以提供武器和顾问为前提，以广州政府为基础，为建立统一战线而实现国共合并。1924年，苏联资助建立了一所军事学校，它的校长就是在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接替他的蒋介石。

    1925年2月开始，上海的日本纱厂开始罢工。示威者要求收回1860年签署的划分租界给外国人的“不平等”条约。为了支持上海工人，20万英、日工厂的工人在全中国展开大罢工。在广州，罢工导致一名法国人和五十二名示威者死亡。正是在广州，我们重新找到一个老熟人，他就是这里法国领事馆的副领事——儒勒·乐和甘。在他主持广州领事馆之前，我们要回溯从1917年起改变他生活的事件。

    1919年10月，儒勒争取到了他等了六年多的回国休假的权力。10月31日，他乘“保罗·勒加”号轮船离开中国。他自己也没想到，会在这艘船上碰到他未来的妻子和他孩子的母亲。

    当这海上的信使在西贡抛下铁锚的时候，就是命运向我们的单身主人公投下爱的骰子的时候。正是在印度支那的越南（当时还叫安南），儒勒碰到了麦尔塞黛。她刚刚满18岁，也像儒勒一样，随父母返回因战争阻隔而长期不能回去的法国。麦尔塞黛的父亲弗尔涅，是法国云南铁路局的局长，在河内任职。

    从法国在亚洲的外交，到战争的结局，我们可以想象在儒勒和麦尔塞黛父母之间有很多话可以交谈。就像他们的女儿玛利后来说的那样，她父亲幽默的魅力，一定在征服母亲的同时也征服了他后来的岳母。她还说：“一个月的船上共处，足够使他们确信，他们将要结合为夫妻。”

    事情进展飞速。1920年1月，儒勒打报告给部里申请结婚。2月接到批准函。4月14日举行婚礼。

    1920年秋天，新婚夫妇起程回中国。玛利亚以68岁的高龄随行。旅途对她来说很艰难，但比起中国的生活条件来说，这还算不了什么。是否因为六年多的分离，使婚后的儒勒不愿再让母亲独处巴黎？是否因为父亲患病和去世的痛楚使他更替母亲担心？是否因为玛利亚感到年轻的妻子麦尔塞黛还需要帮助……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我们只知道他们三个人在10月起程了。小玛利当时已经在妈妈的肚子里。

    1920年11月5日，乐和甘的家庭到达了重庆。这个巴蜀城市让人心生感触，因为它离成都只有五天水路，使儒勒仿佛旧地重归。他熟悉这里，1909年，正是在四川，他随邦思当第先生开始了外交官的身涯。他在1921年的述职报告里写下满意之情，强调“将会对在现在的职位上留任感到十分幸福”。他的上司也同样满意，写道“……我毫不怀疑，乐和甘的行动和热情，将使我们在四川这个地区的利益以最乐观的方式得到发展”。

    麦尔塞黛对儒勒的表现非常欣赏，她在给母亲的信里写道：“我为有一个像儒勒这样宠我，爱我，关心我的丈夫而感到幸福”。中国腹地让这个已有亚洲生活经验（随父母在东南亚生活过）的19岁女孩印象深刻。儒勒的关心当然是强大的支持，尤其是在一些动荡的夜晚，最无忧无虑的人也不得安生：“我度过了一个可怕的夜晚，发着高烧，受着惊吓。今天早上有过枪响，我知道是强盗抢劫。而且他们曾经在我们的房子周围游荡。”

    可是这一切都不能阻止麦尔塞黛在1921年2月2日生下了女儿玛利。这个女孩在八十三年后还回忆说，她的出生是件完美的事，她从未就此听到过任何抱怨之词。而多年之后，已是满头白发的玛利要尽一切努力来讲述她父母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