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16年初，袁世凯在政治失败了，同时也走到了他生命的尽头。他希望能顺利登基，却双重失败，他3月正式宣告支持共和以保住总统位子，却在6月自然而且突然地死去。

    虽然袁世凯之死结束了中国西南的分裂，却也使从辛亥革命以来维持着的全国统一分崩离析。他的继任黎元洪也是重要的政治家，他将对抗各派军阀，这些人过去伏在袁世凯这位成为共和国总统的将军的阴影里，一直等着现在争夺遗产的时刻。这一阶段从袁的死亡开始，儒勒所说的“十年后也许会好些”的希望落空。中国中央权力分散到各地豪强之手，那此豪强就是军阀。

    中国的混乱前景也不能用法国的消息来宽解。父亲阿尔弗雷德的消息似乎把儒勒打垮。儒勒只能说一句话：“对于迪南我不能说什么，因为什么也不敢说。”至于白热化的战争消息，也不能让他释怀，凡尔登几乎陷落了。

    儒勒写到“北京的人们继续玩乐，就像欧洲什么也没发生”，是在华欧洲人对欧洲战场消息表面的无所谓，还是英雄主义的渴望使他们这样？他要求去前线，不顾北京的人的劝阻，不顾在法国驻华公使孔蒂先生赏识下刚得到的升迁。他在汉口就引起公使的关注。虽然他此时承认“并没有超脱自己所期待的此世的虚荣和财富”，他不忘记顾念他的中国教子们（他做了第九个教子的教父），并试图为他们谋求职位。

    北京，1915年1月19日

    政局没有太大的变化，袁世凯一手舞大刀，一手拿钱袋。这两手哪一手能解决问题，仍难于预料。在“忠心”的中国，恐怖的统治让人想起法国革命93年的可怕岁月，动辄逮捕和枪毙人。高官中正直的人都远离了独裁者。但无论人们怎样讲，袁世凯似乎仍然是惟一能够维持这虫蛀的摇摇欲坠的大厦的人。怎样的人，又是怎样的民众！

    北京，1916年3月5日

    我花时间去试着安置一些人，有些成果，特别是为自己教子皮埃尔找到个小差事。我刚在公使馆创造出一个岗位，准备给阿尔方斯。如果公使愿意用他，我会向汉口警局推荐一个名额。

    北京，1916年4月5日

    亲爱的妈妈：

    我随信寄上一位很高兴的先生的照片。这位先生得到确切消息，2月28日任命他为口译员，这会给他提供许多好处。他可以让人叫他副领事，袖口有漂亮刺绣，加薪2000法郎。口译员发现自己并没有超脱所期待的虚荣和财富，虽然天已晚，当着仆从马约尔的面，他仍然来了一段快步舞。马约尔已经习惯上司的古怪。

    北京，1916年5月3日

    我今天一早带着一封寄往巴黎的信前来，要求在第二位翻译回来之后，去欧洲参战。孔蒂先生和夫人都不要我走。尽管他们的挽留很可亲，但是我还是着手准备。如果巴黎拒绝，就没人能在战后埋怨我；如果巴黎接受，那么我就高高兴兴地去会合或顶替我的那些参战的好朋友：如果我错过了第一幕，还可能赶上高潮！

    北京，1916年6月25日

    上周一，共和国的新总统接见了外交使团。使团分成三批：协约国、中立国和德奥集团。黎元洪不是特别专注。接见过程由几个发言，无数的问候，然后和总统与每个部长的简短交谈组成。仪式专门选在总统府进行，袁世凯的棺材还在那里。而他家里那些“谨慎”的继承人，已经连他生前的每把椅子都搬走了。尸体将在周三离开他的宫殿，被运往他的家乡。

    我第九次成为另一个教子的教父。这个教子其实就是马约尔先生，我的仆人。他非常热衷于天主教教义的学习，如今已是这方面的专家。

    中国的情况丝毫没有好转。可能几十年后，才会变好一点。

    北京，1916年8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