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完了，中国神甫过于催促（与谈婚两三个月的习惯相反），我们还没辛苦一切就定下来了。我借口不方便，拒绝了今天的喜庆邀请，因为说实话我享受不了这种聚会。至少，我很高兴有机会更好了解我的教子，这个乖孩子对我表示信任，一种子侄辈的放心和尊重，我很受感动。如果我有儿子，我希望他们在结婚的时候对我说这孩子说过的话，说他们对上帝有激情和信念。

    天津，1915年 8月15日

    亲爱的妈妈：

    显然，同中国人一起，必须要想到一些出人意料的地方。其实是我们错了，我们企图用我们的而不是他们的看问题的方式来裁判他们，因为我们并非用同样的尺寸衡量事物。中国人认为他们采取的态度是完全自然的。仅有这么几则这类故事就可了解他们的性格。我们要求坦诚，他们讲面子。我们不能去除这些，那就让我们为他们做我们所能做的。

    团里的情况仍旧是愚蠢加无能。命令不清，回令迟滞，军官普遍胆怯或无能，一个上校就能称草头王，甚至不与本地领事打招呼。一塌糊涂。自然是这些“弟兄们”做“牺牲品”。今晨，他们让我们提前半小时起床去靶场，训练结束才想起今天是节假日，大家应当休息的。所有这些让士兵们对上司没好印象。

    天津，1915年 10月13日

    亲爱的妈妈：

    也许我最后一次从此地给你写信。确实是要让我去北京，调我去16团在那个城市的分队，那里大家几乎不做什么，我有空可以在公使馆工作。这还是传言。让我们等着吧（我一点不着急，我向你保证）。

    儒勒调职的消息被证实，此后他到了北京。他曾害怕某一天被调往这个城市，现在将厄运往好处看，他可利用这个机会参观紫禁城——他称为“老皇宫”，或者颐和园。但儒勒怎能忘记数千公里外的欧洲正在血与火之中？不管怎样，他母亲没少批评他，指责他用玩笑语气讲述着“日常生活的无聊小事”。儒勒辩解说无论情况如何，他都同情那些有资格被同情的人。至于他所表达的好情绪，是从战士们那里得来的，“在屠杀场中”，他们发表嘻笑怒骂的报纸，名字就说明了战士们的心态——《暴笑》，《大兵炸弹》……无疑为是为了驱除恐惧。

    但此处文稿主要表现母子的矛盾状况。因为虽然儒勒应征并被迫参加军训，他意识到自己是享有特权的，甚至将自己列入他称为“离开火线在远东”的人。相反，他63岁的母亲生活在巴黎，“沉浸”在战争气氛中。她本人加入援助“大兵”的行列——寄给他们食品和一些必需品。我们可以理解，她读到儿子的旅游汇报时所感到的困惑。

    虽然儒勒远离了日益陷入堑壕战的恐怖的“血腥欧洲”，却生活在正上演着“政治闹剧”的中国的重大变动中。袁世凯耐心地创造了为自己复辟帝制的条件，遭遇到阻止他的意图的反击。反对势力萌芽于1914年8月，当时日本向德国宣战并踏足中国领土，进入1897年以来被德国占领的山东半岛。一个帝国主义代替另一个，日本扩大利益，占领了仍属中国的领土，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承认其在山东、东北和内蒙的权利。袁拒绝与国内敌人联合，后者却准备结成联盟支持他，因为意识到中国无法对抗日本，袁向日本的最后通牒让步，他的退却是绝不能原谅的。

    1915年12月，国会全票通过复辟帝制，反袁力量聚集。袁的前部长、云南总督郑重要求袁坚持共和并处决那些王朝复辟的支持者。袁拒绝请求，云南宣布独立，成立“护国军”，总督率军远征，使邻近的四川独立。自此，独立的通报在全国各省不断增加。正如儒勒用生动的词汇向母亲描述的：“袁世凯是灵活的人绊在了橘子皮上。”

    北京，1915年11月3日

    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