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21年出生于中国，在长江上游的一个叫重庆的城市里。

    在广州的第一次起义中，租界被打破，我们和起义者发生了冲突。我当时5岁，清楚地记得，曾为了跨越领事馆的大花园而一阵疯狂奔跑。那是为了让我们三个小孩子能藏到旁边银行的金库里去。父亲此时出门总是着装整齐（随时准备遭遇不测），他并开玩笑说，他的脑袋已经被标了价，不比一个小牛头贵！

    1923年，我们来到中国南部的海南岛，海南当时的首府是海口，那里靠近广州。我的两个弟弟出生在此。领事馆环境优美，我还记得那些椰子树，因为我们要不断躲避掉下来的椰子。那儿有一些蝎子，曾经爬满了花园。还有海盗，曾在当地留下恐怖的传闻。有一次，海盗要去修道院。大修女看见这些人下船，就关上修道院的门，站在门口，双臂交叉。她们跟海盗说不能通过……反正后来他们就真的没进去！

    怎么说我的出生呢？嗯，看起来是满顺利的。因为我从未听到就此有什么抱怨。那时除了一个从扬子江下游专程赶来的法国医生，城里没有专门的医生。在修女们的帮助下，正是这位维鸿医生使我降临人间。这些修女的特点是从不独自行动，她们在每一项护理程序中总是两两成行。那时候，年轻母亲要在床上度过三个礼拜。这三个礼拜是天堂，据说领事馆所有欧洲和中国的工作人员，每天不停地给小玛利带来礼物。

    两年前，我又去了重庆。有一股强烈的冲动促使我重归旧地，为寻找我再也没有返回过的出生地。非常奇怪，重寻我出生的领事馆，我生命之源头的欲望，对于我惯常所表现的人格来说，显得有点偏执。虽然历尽周折，但这趟重庆之旅对我来说是非凡的。在旅行的组织过程中，我有幸碰到了一位年轻的法国女导游，而后她又和一个可爱的中国导游成为了朋友。

    关于他的死，一直有疑问。有人说他是被日本人毒死的。说此话的是沙莱叶耶神甫，东正教教士。1948年，这个神甫曾在满洲里被绑架，1955年又再次出现。此事成为法国报纸的头条新闻。我母亲很快就见到了他，对于人们说父亲是死于心脏病突发，沙莱叶耶神甫认为这是谨慎起见的说法。他曾经惊奇地亲眼目睹父亲突然倒下。父亲是否是被长期缓慢地下了毒呢？这始终是个谜……

    仍然有一丝怀疑。我不太确定，寻摸着，真的是这里吗？……直到在屋子里面的院墙上发现石头上刻着的题词 : “1919年，印度支那总督保罗?杜梅尔，在此指挥建造了法国领事馆”。这正是我出生的领事馆，令人震惊！我和两个导游都很激动。另外，当时的情景是深夜，我们提着小灯笼照明，给这一切增添了探险意味 。深一脚浅一脚地找到这个石头上的题词，真是奇迹。七十年后，找到我出生并于2岁就离开的领事馆，真是动人心魂。这趟在重庆的逗留，成为我一生中最深刻的记忆之一。仿佛普鲁斯特所说的追忆似水年华……

    我们和母亲常常说起中国，这真的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好像我们有两个人格，一个在法国，一个在中国……要说明的是，那时在外交界的生活，不仅对于男人，而且对于女人和孩子来说，都不是休闲。领事夫人有非常重要的代表性工作：晚餐，茶会，开幕式，和传教士以及商人交流……在扮演这些角色的时候，母亲非常注重展示法国在接待宴会、节庆等软外交场合的礼仪和风格。有时，她和那些太太们打麻将，玩一下午会被弄得十分疲倦，但这是生活中不得不应付的一部分。生活还是满沉重的，父母总担心自己没有为国家尽职。法国军舰从上海或香港路过，也成为举办接待活动的理由，甚至飞机路过也要庆祝一番。因为那是个崇拜长途飞行的时代，从法国到日本的航行成为经典代表。这些使我在香港有机会碰见马司?赫兹和安德列?加比这样有名的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