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加纳的恩克鲁玛一样，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也是一位富于超凡魅力的领导人，他成功地领导了一场争取独立的斗争。

    然而，苏加诺也象恩克鲁玛一样，一旦独立得到巩固，他又变成一种灾祸。这两个人都只会摧毁，而不会建设。

    苏加诺长得很英俊。他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并且自恃到了趾高气扬的地步；他还具有一种令人兴奋的、使群众为之着魔的风度。然而，他又是一位允许革命发展成为宗教的革命领袖。这种革命并不是实现某一目标的手段。相反，它本身就是目标。

    三十年代期间，苏加诺一再遭到荷兰人的监禁和放逐。这段经历使他十分忿懑，怨气难平。甚至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建立并站稳脚跟之后，他还通过在荷属新几内亚制造混乱的办法，继续推行他自己的、反对前殖民主子的革命。

    1953年，我第一次见到苏加诺。在我们会见的大部分时间中，他不是谈论本国令人头痛的问题，而是大谈其对荷属新几内亚——印尼人称之为西伊利安——的领土要求。对此我并不感到惊奇。苏加诺对伊利安耿耿于怀，这是尽人皆知的。就在这次会见的前几天，澳大利亚总理罗伯特·孟席斯曾经在堪培拉警告过我，要我到印尼以后，准备在这个问题上听一堂课。

    我总想把我和苏加诺的话题拉回到他本国的政治、经济问题上去，但他就是不谈，而是想在越南问题和法国人不义的问题上也给我上一课。当我问他我们在越南该做些什么时，他直截了当地回答：quot;什么也不用做了。由于你们不支持胡志明，已经把这件事毁了。quot;

    六十年代初期，苏加诺下令突袭荷属新几内亚，最后占领了它。但是，他的quot;辉煌胜利quot;是一种付出了过大代价的胜利。没过几年，他就下台了。在他对伊利安问题大叫大嚷、忙得不可开交之际，印尼共产党人却变得越来越强大了。国内的贫穷和动乱、印尼与大陆中国友好关系的发展、以及苏加诺愿意接纳共产党人进入其政府的态度，都使共产党人大受鼓舞。

    苏加诺曾经声称，他本人是反共的。五十年代中期，他在访问华盛顿时还向我吹嘘过：quot;我对共产党人并不耽心。我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来对付他们。quot;但是，印尼共产党人在1965年还是作了一次政变的尝试，结果被军方残酷地镇压下去了。军人们从苏加诺手中夺取了全部权力，并且在1966年对他实行了软禁。四年后，他就去世了。

    在我认识的革命领导人中，苏加诺是能老练地摧毁一种制度、但不能集中精力重建国家的最好例子。明摆着的事实是：印度尼西亚是非共产党世界中仅次于印度和美国的、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比东南亚其他任何一国更多的自然资源，但是，它却缺乏合适的领导。苏加诺暂时地迷住了他的人民，使他们忽视自己的问题；他本人则从未动手去解决这些问题。

    印尼尽管土地肥沃，苏加诺的人民却非常穷困。他不是用物质上的繁荣、而是用他称之为quot;象征性的空想的富裕quot;来支撑他的人民。他那从未付诸实现的五千一百页的经济计划共分为八大卷，十七章，一千九百四十五条。但它不过是为了纪念印度尼西亚1945年8月17日从荷兰手中获得独立而制订的。

    此外，他还象恩克鲁玛一样，任意地、愚蠢地挥霍国家钱财。

    结果，印度尼西亚的通货膨胀率在战后的世界中居于首位。

    政治上的激情和肉体上的纵欲，把苏加诺搞得精疲力竭。

    1953年我访问他时，他象谈论挤满了他在雅加达的宫殿的美女一样，肉麻地谈论着革命。他把革命视为一个国家渲泄感情的痉挛，认为它尽管可能造成损害，但本身完全是好事；他还认为革命应该永无止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