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人谈一会儿话，九点五十分他离开家门，迈着轻快的步子走下一共五十三级的石台阶，穿过他的丁香和木兰花灌木丛，高高兴兴地向那些记者、警卫和园丁们打招呼，他们中间有些人可能在等候他，然后上他的轿车。阿登纳象皮厄斯七世教皇那样，喜欢开快车。

    他常常在十分钟内到达他在波恩的办公室。他的邻居们可以根据他准确的早晨的常规活动未校对他们的时钟。

    阿登纳象戴高乐和吉田一样，是一位格外忠实于家庭的人。他的生活两次遭到极其不幸的打击。他的第一个妻子埃玛久病之后于1916年死于科拢在她死前的几个月里，阿登纳中午和晚上坐在她的床边，陪她说话和给她念书直到她入睡为止。在1910年他四十三岁时，他和一个二十五岁的名叫古西·青塞尔的女人，约翰·麦克洛伊妻子的表妹结了婚。1944年，当阿登纳躲避纳粹时，他们逮捕了古西，把她关在装满了妓女的牢房，然后残暴地审问她丈夫的下落。只是在当局威胁说要把她的十几岁的女儿利贝特也关进牢房时，她才软了下来。

    古西于1948年死于白血病，一再丧失亲人的阿登纳就再也没有结婚。他抚养他的七个孩子如同他自己小时候家里对他一样：家教甚严而又十分钟爱。他的一个儿子说：quot;父亲在家里把民主搁置一边。他用强硬的手腕治理我们的家庭。如果一株玫瑰树必须移栽的话，只有他才能决定在什么时候和移栽到什么地方。如果我的姐姐想要烤蛋糕时，也必须经他同意。你知道，在德国这种做法并不奇怪，就是这么回事。quot;

    古西死后，阿登纳出访美国时经常由一至数名他的孩子陪同前往。1959年，他的儿子保罗和女儿利贝特陪他一起出席了尼克松夫人和我在家中举行的晚宴。

    阿登纳于1955年秋访问了莫斯科与赫鲁晓夫举行了会谈，而我正在准备七月份我自己的访问。我请教了许多俄国问题专家——包括杜勒斯，在他去世前四天我去病房看望过他——在那天晚宴上我专门了解了阿登纳的想法。毫不奇怪，阿登纳的思想和杜勒斯的十分相似。

    阿登纳去莫斯科是想要缓和苏联对联邦共和国的好战状态，也许还希望苏联松动一下对东德的控制。他发现赫鲁晓夫在这些问题上是毫不妥协的，但他确实得到了释放一万名德国战俘的收获，他们在苏联已被拘留了十年。他同意建立苏联和西德的外交关系作为交换。

    他怀着一种恐惧感从事这次出访使命。阿登纳认为，苏联代表了无法改变的无神论制，就如同君士坦丁时代以来世界上尚未见过的那种制度。赫鲁晓夫的粗鲁更增添了阿登纳的恐惧。他告诉我他必须使自己坚强些避免在这位苏联领导人面前显得体力不支。

    赫鲁晓夫与阿登纳在一起时确实经常进行恫吓，表现无礼，在某一个观点上他大喊大叫说什么quot;资本家烘烧共产党人，把他们吃了——还有什么，不放盐！quot;阿登纳通常以钢铁般的忍耐来降服他。但是，在一次会议上几乎没有什么办法，于是他命令他的坐机从法兰克福飞回来——当然他的一名助手确信这项命令是用外线，很可能是用被监听的电话线传递的，当苏联人认为德国人即将离开时，苏联人的态度大为缓和。

    相对地说，赫鲁晓夫当时上台执政时间不长，对和他相遇的自由世界诸领导人还不熟悉。很明显他是在考验阿登纳的勇气。在一次宴会上，他显然是无止境地一杯接着一怀地祝酒，试图看看在谈判桌上是那样难以对付的七十九岁的阿登纳能否被酒制服。尽管他喜欢葡萄酒甚于伏特加，但是阿登纳有一个如同他的钢铁般的意志一样坚强的胃。十五次的祝酒后，他仍旧不偏不斜并很机警——足于察觉赫鲁晓夫一直在喝水。第二天早晨阿登纳以讽刺挖苦的方式与赫鲁晓夫对质说，任何做这种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