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雅人那将是一个错误。真正文雅的人很少是善于行使权力的。一个领袖为了完成他的使命，有时必须要强硬到残忍的地步。如果因为工作棘手而过于烦燥，如果他过分地被柔情束缚住的话，那么该做好的事就做不好，甚至根本不去做它。

    随着这些年我对戴高乐的加深了解，对他作为领袖或他个人，我都逐渐产生了深深的敬意。我和他彼此似乎都对对方有同样的感觉。1967年，我的朋友维蒙·沃尔特斯到巴黎去担任美国大使馆武官，他从1942年起就认识戴高乐了。戴高乐在为波伦大使举行的告别午餐后，召见了沃尔特斯，问他最近是否见到过我。沃尔特斯回答说见过。他便以强调的口气说他相信我是会当选总统的，又补充道，他和我quot;都已越过荒凉的境地quot;——一个他经常用来描述他失去权力的那些岁月的词。之后，他又说了一句话，沃尔特斯不可思议地发现竟是个预言：quot;尼克松先生象我一样，在自己的国家里过着流放的日子。quot;

    戴高乐是二十世纪的人物，但也是十九世纪的。他把法国引向前进，又引向倒退。从他整个生涯中可以看到法国历史的延续和法国的过去。从他的名字本身——夏尔·戴高乐能听到夏尔马涅和高卢中的回响——伟大、光荣、崇高——法文grandeur一词，用在戴高乐的文章或讲话里的时候，有时译者就用这几个意思去表达，在他看来，这个词对于一个国家，特别对法国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可以把戴高乐说成是历史人物的话，那并不是偶然的事，而是他下决心那样干的。他把他的一生致力于使历史按他想象的格局来形成。正如一位评论家写的那样，quot;对戴高乐来说，政治首先不是可能的艺术；它是有志者的艺术。quot;对戴高乐来说，意志是国家的主要动力。他对自己能够用意志铸造历史的能力是有高度信心的。

    他也感到需要使法国决心朝着伟大的方向发展。他始终如一地号召他的人民去攀登quot;高峰quot;，虽然这些quot;高峰quot;只是隐约可见或朦胧难辨的。对于戴高乐来说，重要的事是让人民自己觉得是在攀登，只有这样，这个国家才能变得伟大。他曾经说过：quot;法国只有在从事一个伟大的事业时，才能显示她的真正面目。quot;他把自己看成是法国的化身，他的责任是奋发法兰西精神。

    作为一个人，戴高乐是有诱惑力的，这不仅因为他在历史上的重要性，而且也因为他在充当领导人必备的条件和如何发挥非凡的洞察力的领导艺术方面给予我们启示。在分析问题的说服力方面或写出那样透彻的文章方面，很少有人可与他比拟，很少有人能象他那样对自己的方法作出清楚的交待，然而，也很少有人能在交待清楚后，使笼罩自己的迷雾并不消散。而他甚至在解释他是如何做到的时候，也总是能把这层神秘的迷雾紧密地围裹着自己。他是一个幻想大师。象熟练的幻想家那样，他是一个万能的魔术师。似乎要做不可能做到的事，而常常做成了不大可能做成的事。

    在某种程度上——这在多数伟大领导人身上是罕见的——揭穿戴高乐的神秘，其关键可以在他的著作中找到——不仅可以在他的表达非凡的文学作品中和有创见的回忆录中找到，也可以从他早年的分析作品中找到。

    在他第一次崭露头角后又接着掌权的很久以前，就写了一本实际上相当于领导指南的小册子——《剑刃》，原先是作为法国军事学院的讲义而写的，以后于1932破了复杂的情况，抓住了本质。然后理智才能把从客观得来的所谓quot;原材料quot;进行阐述、塑造和提炼。

    他争辩说，只有当一位领袖在理智与直觉之间保持正确的平衡时，他作出的决定才可能具有先见之明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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