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解。但是他们离去时经常觉得，他从与他们的谈话中所得到的要多于他们。通过这些会见，戴高乐变成了法国对第四共和国活动方式和失败经过的最好的见证人。

    他还与狂热地献身于他的拥护者保持接触。这些人在他失败时甚至比他在胜利时更效忠于他。他们是戴高乐极其重要的政治资本，形成了支持他的核心，使他能在时机来到之际抓住机会，重新掌权。当他掌权时，他们也给他以强大的、可靠的支持，这种支持在危机时刻，对于一位领袖是不可缺少的。

    他的许多追随者中，更多的是被他本人所吸引，而不是他的思想。在政治上比戴高乐更左的安德烈·马尔罗是如此地被戴高乐的性格迷住，以至于成了一个近乎卑躬屈膝的支持者。

    在我第一次访华前不久，在为马尔罗举行的一次白宫晚宴后，当我陪他走向他的汽车时，他用崇拜的口吻说到戴高乐：quot;我不是戴高乐——没有人是戴高乐，quot;他说：quot;但是如果戴高乐在这里，我知道他会说些什么，所有那些理解你正在从事什么的人向你致敬！quot;个人崇拜经常随着被崇拜的人去世而消逝。戴高乐主义并非如此，这是由于对戴高乐的怀念，戴高乐主义甚至现在在法国的政治生活中仍起着重要作用，即使其作用在减弱。戴高乐在科隆贝居住的年月里，他经常会见这些追随者，培育他们对他忠诚的情绪。

    最重要的是，在他政治上被放逐时期，戴高乐变得更加聪明起来了。阿登纳告诉一位记者，在科隆贝的那些年月里，quot;对他好处极大，现在他成了西方最能干的政治家了quot;。伟大的领袖人物们总是从错误中比从成功中学到更多的东西。戴高乐在他的三卷《戴高乐回忆录》中重新检讨了自己的行为。在论述他的行动时，常常以检查当时可能采用的别的方案的价值，来重新估价他的行动。为了进行这样的重新评价和自我批评而必须具备的不偏不倚的立场，这种正确观察事物的能力，在政治领导人中是少见的。但对于一个试图东山再起的人来说，它又是绝对必要的。

    戴高乐的一位同僚写道：quot;写这本回忆录使他成为一个政治策略家quot;，在他1958年当上总理后不久，这一点变得更加显而易见了。他要求议会给他处理国家危机的特权。旧日的戴高乐本来会要求议会给他这些权力，并用辞职作威胁，而新戴高乐知道安抚的重要性。他这个政治技工深深懂得，如果给机器加油，它就会运转得更平稳。

    当他来到议会时，他对议员们尽情打趣逗乐。在休息时，他亲切地和他们聊天，来争取政敌。他向他们保证说，他的所作所为全都是为着quot;使共和国更强大、更健壮、更有效和坚不可摧。quot;他恭维他们说：quot;我想要你们都知道，今晚有机会和你们一起在这里聚会，我是感到多么荣幸和高兴。quot;听了他这番话之后，那些竭尽全力试图阻止他重新掌权的议员们都目瞪口呆。他们鼓掌喝采，同意给戴高乐想要的权力。

    戴高乐也能透彻地分析美国的政治。在1960年访美期间，他对美国即将来临的总统选举表示了极大的兴趣。他小心翼翼地不表示出站在哪一边，但是他确实提出了一些英明的忠告。

    他告诉我，他知道我作为副总统，将要并且也应该在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政绩基础上进行竞选，但是我要得到他认为时代要求我得到的位置是困难的。他非常强调地说：quot;你必须用建设新的美国作纲领来竞选quot;当然，我不能这样做，因为那样的话，我就会象是批评现政府，而我本人也正是这个政府的一员。但是，忠告是正确的。肯尼迪就是以quot;新的美国quot;这个主题来竞选的，而结果他获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