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九
奈何，而付之苍天者，真也；汨罗之宗臣，言之重，辞之复，心烦意乱，而其词不能以次者，真也；栗里之征士，淡然若忘于世，而感愤之怀有时不能自止，而微见其情者，真也。其汲汲于自表暴而为言者，伪也。《易》曰：“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失其守者其辞屈。”《诗》曰：“盗言孔甘，乱是用啖。”夫镜情伪，屏盗言，君子之道，兴王之事，莫先乎此。
○修辞典谟、爻象，此二帝三王之言也。、《孝经》，此夫子之言也。文章在是，性与天道亦不外乎是。故曰：有德者必有言。善乎！游定夫之言曰：“不能文章而欲闻性与天道，譬犹筑数仞之墙，而浮埃聚沫以为基，无是理矣。”后之君子，于下学之初即谈性道，乃以文章为小技，而不必用力。然则夫子不曰：“其旨远，其辞文”乎？不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乎？曾子曰：“出辞气，斯远鄙倍矣。”尝见今讲学先生从语录入门者，多不善于修辞，或乃反子贡之言以讥之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可得而闻，夫子之文章不可得而闻也。”杨用修曰：“文，道也。诗，言也，语录出而文与道判矣，诗话出而诗与言离矣。”自嘉靖以后，人知语录之不文，于是王元美之《札记》、范介儒之《肤语》，上规子云，下法文中，虽所得有浅深之不同，然可谓知言者矣。
○文人摹仿之病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仿，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极诣，况遗其神理而得其皮毛者乎。且古人作文，时有利钝，梁简文《与湘东王书》云：“今人有效谢乐康、裴鸿胪文者，学谢则不届其精华，但得其冗长；师裴则蔑弃其所长，惟得其所短。”宋苏子瞻云：“今人学杜甫诗，得其粗俗而已。”金元裕之诗云：“少陵自有连城壁，争奈微之识赋。”文章一道，犹儒者之末事，乃欲如陆士衡所谓“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者，今且未见其人，进此而窥著述之林，益难之矣。效《楚辞》者，必不如《楚辞》；效《七发》者，必不如《七发》。盖其意中先有一人在前，既恐失之，而其笔力复不能自遂，此寿陵余子学步邯郸之说也。洪氏《容斋随笔》曰：“枚乘作《七发》，创意造端，丽辞腴旨，上薄骚些，故为可喜。其后继之者如傅毅《七激》，张衡《七辩》，崔?《七依》，马融《七广》，曹植《七启》，王粲《七释》，张协《七命》之类，规仿太切，了无新意。傅玄又集之，以为《七林》，使人读未终篇，往往弃之几格。柳子厚《晋问》乃用其体，而超然别立机杼、激越清壮，汉晋诸文士之弊于是一洗矣。东方朔《答客难》，自是文中杰出，扬雄拟之，为《解嘲》，尚有驰骋自得之妙，至于崔?《达旨》，班固《宾戏》，张衡《应间》，皆章摹句写，其病与《七林》同。及韩退之《进学解》出，于是一洗矣。”其言甚当，然此以辞之工拙论尔，若其意则总不能出于古人范围之外也。如杨雄拟《易》而作《太玄》，王莽依《周书》而作《大诰》，皆心劳而日拙者矣，《曲礼》之训“毋剿说，毋雷同”，此古人立言之本。
○文章繁简韩文公作《樊宗师墓铭》曰：“维古于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后皆指前公相袭，从汉迄今用一律。”此极中今人之病。若宗师之文，则惩时人之失而又失之者也。作书须注，此自秦汉以前可耳；若今日作书而非注不可解，则是求简而得繁，两失之矣。子曰：“辞达而已矣。”辞主乎达，不论其繁与简也，繁简之论兴，而文亡矣，《史记》之繁处必胜于《汉书》之简处，《新唐书》之简也，不简于事而简于文，其所以病也。“时子因陈子而以告孟子，陈子以时子之言告孟子”，此不须市见而意已明。“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间良人之所之也。’”“有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