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而犹不免乎与乱同事，然则知上下之为一身，中外之为一体者，非圣王莫之能也。传曰，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岂不信夫！【胡氏曰】唐以诸州之赋折而三之，其一上供，其一送使，其一留州。送使留州皆给有司之费，天子不问者也。汉制，山川园池市肆租税之入，自天子至封君汤沐邑，皆各有私奉养，不领于天子之经费，即其法也。唐之山川诸赋颇入天子矣，故以免庸之钱当古者汤沐之费，以畀有司，不如此不足窒贪墨而养其廉。亡何，德宗之时，李泌请留州之外，悉输京师。元友直勾检诸道，税外物悉入户部。其后裴泊又以送使之财悉为上供，上供颇益，而不加赋，当时以为善政。其实彼此易名，皆使上供益丰，州支益微，徒知财利之权宜管于上，不复分别佣力之钱义当于下也。且又有不加赋而民已病者。有司百务萧索，不得不抑配民间，细而斗斛折变微利亦归于官。大而飞苞驿篚，囊金椟帛，以输权门，行暮夜者尽取诸民。展转相须，不为限制，则展转相蒙，不复检察。一纸之令，使天下之官皆丧其节，天下之民日顷其赀。政之不善，孰过于此？此熙宁以后之覆辙也。立国之道所以贵重货财者，谓其好用之，则庭实旅百取足其中。以武用之，则坚甲利兵足以备不虞，金汤非粟不守也。人君躬自贬损，与天下共守节制，而不敢渝焉，所以使经费有余，民间不困征敛也。敛之既尽，有司所负必多，谴责不已，罢斥亦多，奸胥知守长数易而侵盗亦多，有司倦于检察，抑配平民益多，奸民恐抑配见及，故迟留正赋以伺苟免者亦又多矣。未知何术以处此也，必也上供之外，仍以庸钱与州，然后杜监司胁取之间，塞长吏抑配之窦，俾贤者足以养廉，贪者必于得罪，而后王道可行也。 开科取士，则天下之人日愚一日，立限征粮，则天下之财日窘一日。吾末见无人与财而能国者也。然则如之何？必有作人之法而后科目可得而设也，必有生财之方而后赋税可得而收也。 先生读隋书篇曰，古今称国计之富者，莫如隋。然考之史传，则未见其有以为富国之术也。当周之时，酒有榷，盐池盐升有禁，入市有税。至开皇三午，而并罢之。夫酒榷、盐铁、市征，乃后人以为关于邦财之大者，而隋一无所取，则所仰赋税而已。然开皇三年，调绢一匹者，减为二丈。役丁十二番者，减为三十日，则行苏威之言也。继而开皇九年，以江表初平，给复十日，自余诸州并免当年租税。十年，以宇内无事，益宽徭赋，百姓年五十者输庸停放。十二年，诏河北河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则其于赋税复阔略如此。然文帝受禅之初，即营新都徙居之，继而平陈，又继而讨江南、岭表之反侧者，则此十馀年之间，营缮征伐未尝废也。史称帝于赏赐有功，并无所爱。平陈凯旋，因行庆赏，自门外夹道，列布帛之积达于南郭，以次颁给，所费三百余万段，则又未尝啬于用财也。夫既非苛赋敛以取财，且时有征役以糜财，而赏赐复不吝财，则宜用度之空匮也，而何以殷富如此？考之于史，则言帝躬履俭约，六宫服浣濯之衣，乘舆供御有故敝者随令补用，非燕享不过一肉。有司尝以布袋贮干姜，以毡袋进香，皆以为费用，大加谴责。呜呼，夫然后知大易所谓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孟子所谓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信利国之良规，而非迂阔之谈也。汉隋二文帝皆以躬履朴俭富其国，汉文师黄老，隋文任法律，而所行暗合圣贤如此。后之谈孔孟而行管商者乃曰，苟善理财，虽以天下自奉可也。而其党遂倡为丰享豫大，惟王不会之说，饰六艺，文奸言，以误人国家，至其富国强兵之效，不逮隋远甚，岂不缪哉？【钱氏曰】本马贵与之说，载在文献通考。宁人手钞之意，欲采入日知录。潘次耕误讱为顾作，乃以读隋书为题收入集中。 言利之臣 孟子曰，无政事则财用不足。古之人君未尝讳言财也，所恶于兴利者，为其必至于害民也。昔明太祖尝黜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