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穑以帅民，而欲望教化之行，风俗之美，无是理矣。

    白氏长庆集，策曰，夫赋敛之本者，量桑地以出租，计夫家以出庸。租庸者，谷帛而已。今则谷帛之外，又责之以钱，钱者桑地不生铜，私家不敢铸，业于农者，何从得之？至乃吏胥追征，官限迫蹙，则易其所有，以赴公程。当丰岁则贱粜半价，不足以充缗钱。遇凶年，则息利倍称，不足以偿逋债。丰凶既若此，为农者何所望焉？是以商贾大族，乘时射利者，日以富豪，田垄罢人，望岁勤力者，日以贫困。劳逸既悬，利病相诱，则农夫之心，尽思释耒而倚市，织妇之手，皆欲投杼而刺文。至使田卒污莱，室如悬磬。人力罕施，而地利多郁。天时虚运，而岁功不成。臣尝反覆思之，实由谷帛轻，而钱刀重也。夫籴甚贵钱甚轻，则伤人，籴甚贱钱甚重，则伤农。农伤则生业不专，人伤则财用不足。故王者平均其贵贱，调节其轻重，使百货通流，四人交利，然后上无乏用，而下亦阜安。方今天下之钱，日以减耗，或积于国府，或滞于私家。若复日月征取，岁时输纳，臣恐谷帛之价转贱，农桑之业转伤。十年以后，其毙必更甚于今日矣。今若量夫家之桑地，计谷帛为租庸，以石斗登降为差，以匹夫多少为等，但书估价，并免税钱，则任土之利载兴，易货之毙自革。毙革则务本者致力，利兴则趋末者回心。游手于道涂市肆者，可易业于西成，托迹于军籍释流者，可返躬于东作。所谓下令如流水之原，系人于苞桑之本者矣。

    宣德中，浙江按察使林硕，江西副使石璞累奏，洪武初，钞重物轻，所以当时定律，官吏受赃枉法，八十贯律绞。方今物重钞轻，苟非更革，刑必失重。乞以银米为准，未行。至正统五年十一月，行在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议，今后文职官吏人等，受枉法赃，比律该绞者，有禄人估钞八百贯之上，无禄人估钞一千二百贯之上，俱发北方边卫充军。亦可以知钞道之低昂矣。

    李翱集有疏改税法一篇，言钱者官司所铸，粟帛者农之所出。今乃使农人贱卖粟帛，易钱入官，是岂非颠倒而取其无者邪？由是豪家大商，皆多积钱，以逐轻重。故农人日困，末业日增。请一切不督见钱，皆纳布帛。

    国初所收天下田赋，未尝用银，惟坑冶之课有银。实录于每年之终，记所入之数。而洪武二十四年，但有银二万四千七百四十两。至宣德五年，则三十二万二百九十七两。岁办视此为率。按宋苏辙元祐会计录，岁入银止五万七千两。元史成宗纪，右丞相完泽，言岁入银止六万两。而宣德五年，奏温处二府，平阳丽水等五县，课额至八万七千八百两，盖所开坑冶渐多。当日国家固不足恃银以为用也。至正统三年，以采办扰民，始罢银课，封闭坑穴。而岁入之数，不过五千有余。九年闰七月戊寅朔，复开福建浙江银场，是年采纳，已六万七千一百八十两。乃仓粮折输变卖，无不以银，后遂以为常货，盖市舶之来多矣。

    解缙太平十策，言及今丰岁，宜于天下要害之处，每岁积粮若干，民虽近输，而国受长久之利，计之善者也。愚以为天下税粮，当一切尽征本色。除漕运京仓之外，其余则储之于通都大邑。而使司计之臣，略仿刘晏之遗意，量其岁之丰凶，稽其价之高下，粜银解京，以资国用。一年计之不足，十年计之有余。而小民免称贷之苦，官府省敲朴之烦，郡国有凶荒之备，一举而三善随之矣。

    今世所传五铢钱，皆云汉物，非也。南北朝皆铸五铢钱。陈书世祖纪，天嘉三年闰二月甲子，改铸五铢钱。魏书言武定之初，私铸滥恶。齐文襄王以钱文五铢，名须称实，宜称钱一文重五铢者，听入市用。计百钱重一斤四两十二铢。通典注，按此则一千钱重十一斤以上，而隋代五铢钱，一千重四斤二两，当时大小秤之差耳。自余皆准此为数。其京邑二市，天下州镇郡县之市，各置二秤，悬于市门。民间所用之称，皆准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