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所载，永乐五年六月，内使李进往山西采天花，诈传诏旨，擅役军民，此即弄权之渐。仁宗即位，凡差出内臣，限十日内尽撤回京。其见于诏书者，有采宝石、采金珠香货，采铁黎木。而太宗实录，多讳之不书。[48]实录有十九年十一月辛酉，遣内官杨实。二十年十月癸巳，遣内官韦乔，同御史察勘两京，及天下库藏出纳二事。至洪熙元年六月，宣宗即位，而巡按浙江监察御史尹崇高，奏朝廷近差内官内使，市买诸物，每物置局，有拘集之扰，有供应之烦，朝廷所需甚微，民间所费甚大。宜皆取回，惟令有司买纳。诏从之。乃犹有如宣德六年十二月乙末所书，管事袁公。假公务为名，擅差内官内使，陵虐官吏军民，逼取金银等物，以至磔死，而其党十余人皆斩者。呜呼！作法于凉，其敝犹贪。至于万历中年，矿税之使，旁午四出，而借口于祖宗之成例。则外廷之臣，交章争之，而无可如何矣。是以武王不泄迩。

    汉武帝遗刺史周行郡国，省察治状，黜陟能否，断治冤狱。以六条问事。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陵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倍公向私，旁谄牟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任赏，烦扰刻暴，剥削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讹言。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条，二千石子弟，怙倚荣势，请托所监。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政令。又令岁终，得乘传奏事。夫职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权之重，此小大相制，内外相维之意也。[1]元城语录，汉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秋分行郡国，秩六百石而得按二千石不法，其权最重。秩卑则其人激昻，权重则能行志。本自秦时，遣御史监诸郡。史记言，秦始皇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盖罢侯置守之初，而已设此制矣。[2]汉书百官表，监御史秦官，掌监郡。汉丞相遣史分刺州，不常置。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诏条察州，秩六百石，员十三人。成帝末，翟方进何武乃言，春秋之义，用贵治贱，不以卑临尊。刺史位下大夫，而临二千石，轻重不相准。请罢刺史更置州牧，秩二千石。而朱博以汉家故事，置部刺史，秩卑而赏厚，咸劝功乐进。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补，其中材则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奸轨不胜，于是罢州牧复置刺史。[3]后汉书刘焉传，灵帝政化衰缺，四方兵寇。焉以刺史威轻，建议改为牧伯，请选重臣以居其任，从之。州任之重自此而始。刘昭之论，以为刺史监纠非法，不过六条。传车周流，匪有定镇。秩裁六百，未生陵犯之衅。成帝改牧，其萌始大。[4]唐戴叔伦抚州刺史厅壁记云，汉置十三部刺史，以察举天下非法，通籍殿中，乘传奏事，居靡定处，权不牧人。合二者之言观之，则州牧之设，中材仅循资自全，强者至夺权裂土。[5]新唐书，李景伯为太子右庶子，与太子舍人卢俌议，今天下诸州，分隶都督，专生杀刑赏，使授非其人，则权重衅生，非强干弱枝之谊。愿罢都督，留御史，以时按察，秩卑任重，以制奸宄便，由是停都督。然后知刺史六条，为百代不易之良法。而今之监察御史，巡按地方，为得古人之意矣。[6]唐书，监察御史，掌分察百僚，巡按州县。又其善者，在于一年一代。夫守令之官，不可以不久也。监临之任，不可以久也。久则情亲而弊生，望轻而法玩。故一年一代之制，又汉法之所不如。而察吏安民之效，已见于二三百年者也。[7]唐李?请十州置御史一人，以周年为限，使其亲至属县，或入闾里，督察奸讹，观采风俗。此法正本朝所行。若夫倚势作威，受赇不法，此特其人之不称职耳。不以守令之贪残而废郡县，岂以巡方之浊乱而停御史乎？至于秩至七品，与汉六百石制同。王制，天子使其大夫为三监，监于方伯之国，国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