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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鞑虏易驱,民国难建
    还有许多历史家,尤其是若干美国汉学家,像已故的哈佛学派健将玛丽?瑞德教授(Mary C. right)。她把狭义的辛亥革命追根究底,竟发现武昌起义是“文学社”、“共进会”他们搞起来的。“同盟会”几乎没有实际参与。

    我们治革命史的,如果只从“组织”的一个角度来看它,这话原没有错。辛亥十月十日武昌首义时,同盟会和那些首义团体,的确没有直接的组织关系。但是“革命”原是在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之下,“一时俱发的群众运动”(a spontaneous mass movement)。在爆发之前,更重要的则是有一个“全国一致信服的意志”(national consensus)。此一意志,虽革命群众人人皆有,然其中总有一两个,甚或只有一个团体,为“众星所拱”,为兄弟团体所信服的,“马首是瞻”的老大。中国革命如此,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也都是一样的。老实说,辛亥革命前后,革命群众所一致笃信不移的共同意志,只有八个字:“驱除鞑虏,建立民国。”(须知袁世凯就是抓住上四字而掠夺了革命果实,身正大位的;他也是背叛后四字而身败名裂、遗臭青史的。)而同盟会却正是这桩“共同意志”的发源地和推动者。它也是化这一意志为革命行动的“马首”。它更提供了“以美国为模范”的运作方式、抽象理论,和领袖人才。——辛亥革命期间,“同盟会”之外,其它的小革命团体,都只是一些“娃娃队”、“红卫兵”。他们造反有余;建立民国就不是他们办得了的事了。所以治辛亥革命史而忽略了“同盟会”领导的重要性,正如治黑奴解放史而低贬了林肯一样,都是二次大战后,美国繁琐史学滥觞的结果,不足取也。

    可是同盟会当时这八字灵符,宣传起来,虽有其摧枯拉朽之力;而实行起来,却有其难易之分。“驱除鞑虏”那时是最有效率的口号。它扩大了统战范围;缩小了打击目标。把大清帝国的一切罪恶,腐烂社会的一切不平,帝国主义的各项侵略,这些大黑锅,都让“鞑虏”大哥一肩背了过去。把“鞑虏”一下“驱”掉了,一个灿烂光辉的中华上国,立刻就可“恢复”了。——好不痛快哉?!

    驱除鞑虏岂难事哉?非也!现在纽约市大执鞭,当年是“正黄旗”贵族的吾友黄庚教授,便时常指着他自己的鼻子向我说:“你们(汉人)那时要驱除的鞑虏,就是我!”“我们(汉人)”那时为什么要“驱除”这样一个多才多艺的小鞑虏黄庚呢?我拍拍黄教授说:“我们不但不驱除你,还把汉家姑娘嫁给你呢!”

    所以孙中山那时要“驱除鞑虏”,只是驱除几个可怜又可嫌的满族寡妇孤儿,和十来位昏聩糊涂,连半句“满语”也不会说的满族老头子罢了。其后袁世凯歪歪嘴,不就把他们“驱除”了?——干净利落。

    可是那八字灵符的下四字“建立民国”,就不那么简单了。中山与同盟会诸公,首先即以他们自己新组织的同盟会为示范,来试验那个“三权分立”、“权力制衡”和“司法独立”的美国式的共和模式(republican mode)。

    “同盟会”于一九零五年八月二十日在东京成立时,其组织形式即分“执行”、“评议”(立法)、“司法”三部。中山由全体一致推选出任“执行部总理”,黄兴当选为“执行部庶务”,等于副总理。汪精卫则当选为“评议部议长”;邱家彦为“司法部判事长”。每部各有分属。全会干部三十余人,三权分立,煞有介事。然据曾任执行部书记的田桐回忆:“当时以秘密结社,最忌手续繁复。稽考时日,司法、评议二部,尤难实行。同人提议开三部联合会。遇有重要之事,将三部人员结合,一次议决实行。自此制行后,司法、评议二部未曾独立行使职权矣。”(见田桐lt;同盟会成立记gt;,载(《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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