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与孙国父的“天下为公”的器度相比，则显得“小”平之所以为“小”了。江公现在也在“讲政治”。如果江的“政治”，连个“全C生”魏京生、王丹都消化不了，他如何能阻止李登辉、连战、陈履安、钱复、张京育……这几十个大博士、“全A生”，来联合造反呢？！——这是老江的大包袱；第一、二代革命家、布袋和尚遗留给第三代小和尚，装满垃圾的大布袋！

    李登辉总统有没个“布袋”呢？旁观者清，曰；重着呢！大的、宏观的，免谈。且谈点微观的、小的——由小看大。最近李总统回到他幼年受敦的淡水国小，讲小学生所应学习的历史教育，应该是他自己所想象的那一套。这就是个大布袋。李总统原是位农业经济专家，谈小学生的历史教育，本已捞过了界。——记得《史记?陈丞相世家》里，有个小故事：一次汉文帝问左丞相陈平，国内一年“决狱”（审判囚犯）多少？陈平说不知道，应该去问“廷尉”（司法行政部长）。皇帝又间，全国钱粮多少？陈平还是不知道，说应该去问“治粟内史”（农本局长）。皇帝有点不高兴了，说，那么你做丞相干嘛？陈平说，为官各有职守。我做丞相呀！干的丞相之事：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任其职……搞务实外交，平两岸关系，制定防空飞弹系统，清除黑金……大事多着呢！哼！一番话说得万岁爷直是点头。

    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当宰相尚且不管那些小事，何况一个国家的元首、皇帝和总统。更何况李总统幼年所学的“中国史”，都是当年日本军团主义的宣传品——说古代中国本是个骗来骗去下等民族的集合体。近代中国连“ is China？”都没个定义（见《重光葵回忆录》），日本侵华是为着宣扬王道，日本占领台湾是出台湾人民于水火，南京大屠杀根本没这回事，日本并吞朝鲜是韩人向化，慰安妇是出诸韩妇、台妇之自愿，日军侵略东南亚是皇军赶走白种帝国主义，解放被压迫民族，日本向盟军投降叫做“终战”……，这种不知不觉，潜藏于下意识中，青少年期所受的日本军国主义的教育，可能就是构成李总统包袱的最大成分。——在七年前的“六四”前后，李总统曾是大陆青年的一盏明灯。这一形象的迅速滑坡，实在是很可惜的。若把这一转变，完全归罪于中共玩弄中国的民族主义，那也是个错误的观察。——江泽民、乔石那一伙，也是一群想为国家做点事的务实派（与老毛和林四的胡来是完全不同的），把他们全看成疯子、坏人或三头六臂的苏秦、张仪、季辛吉，都是不正确的——他们哪有那飞天本领，要社会主义就有社会主义，要民族主义就有民族主义呢？！

    拙文原是谈袁皇帝的，何以一下扯上这些时下英雄好汉呢？无他。笔者觉得洪宪之可哀者，是袁世凯处身在那一“转型”阶段，他是既无改制的“机会”，更无改制的“智慧”，所以败得百身莫赎。而今日这批领袖们，尤其是李、江二公，是既有此机会，也有此智慧（智慧是累积的）。若再惨败下去，那就太可惜了，更是国家民族之不幸。我们搞比较史学、比较传记的人，以古证今，骨鲠在喉，顺便提一下罢了。

    现在再回头谈谈老袁。

    袁氏既入小站接任练兵大臣，枪杆在手，乃一心一意要为大清帝国练出一支德式新军。不在话下，袁世凯是精明强干，对洋员华员，皆驾驭有方，知人善任。文员则扳请总角老友、翰林徐世昌（一八五五～一九三九）屈尊作“参谋营务处总办”，庶务军需一把抓。武员则重用段祺琪（一八六五～一九三六）等德国留学生，配合洋员，以德国模式严格训练。袁本人亦着军服、扎皮带、穿马靴、挂佩刀；日则观操、夜则巡营。军令如山，纪律严明。小站中严禁吸毒。某夜袁巡营见一军人偷吸鸦片。袁乃以佩刀就地手刃之，全营肃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