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德式”（蒋公后来亦然）。一八九四年胡懦棻受命去小站练兵，和他名位相埒的总教习便是德人汉纳根（Constantin von hannecken）。汉纳根本是李鸿章兴建海军中的要员；曾设计大连要塞。丰岛海战时，他也是“高升号”的乘客之一。高升被日舰击沉，我军死于海者七百人，汉氏竟以善泅幸免。中日海军黄海大战时，汉氏亦在“定远旗舰”上与丁汝昌、刘步蟾共生死。但汉某原非海员，黄海战后乃请调至小站搞陆军与胡燏棻共事。

    汉纳根是个日耳曼人。干活固有其“日耳曼的效率”（German efficiency）；但处人亦有其“日耳曼的顽固”（German arrogance）。而胡燏棻虽有些新思想，却没有与老日耳曼拍肩共事的经验。不数月便自觉吃勿消，乃挂冠而去。——这时“甲午战争”已近尾声，大清海陆两军同时全军覆没，京师门户洞开。政府要赶练新军，急于燃眉，而朝中无人。时势造英雄，小站求才，也就非袁不可了。至少以他去掌握那位老日耳曼，是游刃有余的。

    袁世凯在甲午开战时曾在后方帮办粮台，算是大才小用。他在朝鲜既练过新军，有知兵之名，闻于朝野，这次练兵需人，袁氏于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八日，便以“温处道”的官阶，奉命去小站接替胡燏棻，督练新军。

    前引房兆楹论袁之文，日：袁世凯并未实授“温处道”。这实在是多余的话，须稍加解释。盖大清帝国是个传统的法治国家（注意；“传统”二字是指东方式的法制，与西式略有轩轾）。它的文官制度（civil service）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编制。官员有定额；任免有定期；铨叙有定制（参阅《大清会典》）。纵是皇帝也不能胡乱改制——《汉书》上所谓，陛下亦不能不遵“陛下之法”也。

    【附注】 蒋、毛二公做了元首之后，还有什么“陛下之法”呢？蒋虽视法律为具文，究竟还有一部《六法全书》。毛公则六法皆无！做了二十多年的统治者，连一部最基本的“民法”、“刑法”都没有，却瞎扯淡说什么“无法律，有政策”。其所以然者，就是笔者所强调的“转型”问题了。——老法律丢掉不用；新法律又搞不出来，所以毛老大就“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了。这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最坏的模式。李登辉总统今后的一切设施，“必须依法行事”。这就是个划时代的里程碑！邓后大陆要做到这六个宇，大致还需要四十年。到那时中国政治社会，甚至整个文化大转型，或可初步完成。——历史走出“三峡”，海晏河清可待。十二亿聪慧勤劳的人民，以和平安定的文明大族崛起世界，在联合国中，挂挂头牌、坐坐庄，这又算什么稀罕呢？——十七、八世纪的法王路易十四就挂过头牌；十九世纪英吉利的维多利亚老旦也唱过太阳不落；二十世纪美国的威尔逊、罗斯福，不也曾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二十一世纪我们“支那曼”中，为何就不能再出一两个刘彻、李世民、爱新觉罗玄烨，来压压阵、坐坐庄？——受了几百年的鸟气，现在起来伸伸腰、露露脸，一洗当年满面羞，又是什么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呢？舜犹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何况是一个有极光荣历史的伟大民族呢？历史家千万莫打破锣！

    再回头说说袁世凯的“温处道”。

    小站练兵处在当时的文官系统中，原是个地方军制中，无定制、无定额、无定期的临时建制。这时中央的“督办军务处”派袁前往，是以袁的老资格“道员”出任的——他的前任胡燏棻的资格是“按察使司”，比袁高一级。——“道员”是有定额、定制、定俸、定期任免，分隶各省的地方官。（“候补道”当时是可花钱买的。关节搞得好，也可以“遇『缺』即补”。但这种“捐”来的官衔，是为科甲士林所不齿的。刘铭传的儿子，就因私下捐了个候补道，受了爸爸严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