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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乱世抓枪杆,有枪便有权
    袁世凯的一生事业是在朝鲜开始的。在朝鲜他虽然铩羽而返,但所学到的本领和累积的经验,却是其后毕生事业的基础。

    举其大者:袁在朝鲜学会了与东、西洋人直接打交道的本领。在他那个时代,慢说是与洋人办外交、耍国际政治,一般政客对洋人都是一无所知的。一旦碰到洋人洋务,便手忙脚乱,乱来一泡,因此所受到的灾难也是至为惨痛。笔者在另篇谈“八国联军”之役,就说过大学士老进士徐桐父子,因不谙外情,便弄出减门之祸(一家女眷十八人集体自杀)!那时的西太后和她的亲贵四人帮,竞也胡涂到对十一个帝国主义同时“宣战”的程度——这都是对洋人毫无所知;一旦面临紧急情况,便方寸大乱,胡干一泡的结果。可是袁世凯经过朝鲜那一段,他就是个“洋务专家”,知彼知己;遇事就不会那么胡来了。

    比洋务更为重要的则是袁世凯在朝鲜也学会了带兵和练兵。前文已百之,袁在朝鲜为韩王练了一支五千五百人的现代化亲军,使藩邦朝野大为叹服。韩王李熙不但要委派他做韩军总司令,还送他美女四人以为奖励呢!

    二十几岁的袁老四,一个科考落第的秀才,哪来这大本领呢,说穿了也没啥稀奇。要了解袁世凯,我们还得看看转型之前的中国旧式兵制。——须知咱中国人搞军事,最高境界本是文人将兵。你看诸葛亮,连匹马也不会骑。指挥大军作战不用指挥刀,却坐着独轮车,用把鹅毛扇,摇来摇去。等到上帝宠召了,那个“死诸葛”,还能吓退“生仲达(司马懿)”呢!——这个半真半假的故事,本是中国重文轻武传统中,文人的骄傲和牛皮;谁知到了清朝,它竟变成了事实和制度。

    原来在公元一六四四年,当那位不祥的人物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时,全部清兵一共只有“八旗”六万人。后来再加上“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也不过二十四旗。最高额亦不足十五万。那时中国本部十八行省人口上亿(十足人口),至乾隆已逾四亿。十五万“旗兵”何能统治上亿的“汉民”呢?所以清初的“外来政权”,只好沿用明朝原有的“卫所制”。各省政府保留原明朝职业军人的卫所二级,为地方警卫武装,以维持各省治安,“以汉治汉”。——这一大明遗规,我们今日还剩个“威海『卫』”。天津市原名也是天津“卫”;今日南京还有个孝陵卫。国府统治大陆时代,县以下的乡村政府叫区公“所”,和乡、缜公“所”。用的都还是明代的老名称。

    这种旧卫所所辖的汉兵,在明原为国防军,约一百万人;在清就变成各省区粮饷自筹的保安队了。此一省防军在清代兵制中叫做“绿营”。清初各省共有绿营兵六十六万人;中叶稍减。分布地区以沿海各省(包括水师)及边陲地区为重,内部较少;安徽最少,不足万人。(见《清史稿?兵志》)

    这一绿营制度,清初已遭疑忌,“三藩之乱”(一六七三~一六八一)以后,清室乃蓄意约束;绿营之中,将不专兵。省级指挥官,提督、总兵等皆受制于科甲出身的文职官员的总督和巡抚;而督抚之间又相互制衡。这就逐渐变成清代重文轻武,以文人将兵的传统制度了。其后不但“绿营”如此,连“八旗”都统,亦更调频繁,将不专兵。

    清廷这种重文轻武的政策自然是有其严肃的政治目的。它要使像三藩祸首吴三桂那样的武将专兵的汉族藩镇,永不再见于大清帝国。——走笔至此,笔者不禁想起某次在台北街头搭出租车的趣事。在行车途中,那位青年司机正在收听台语“地下电台”。余亦倾耳细听之,竟一句不懂。但是有三个字却听得极为清晰,那就是了“……吴三桂……吴三桂……吴三桂……”,吴三桂三字何以如此重要?颇为不解。后来听朋友相告,说我的哥大小友,民进党籍的张旭成博士也曾说过,所有在台湾的“大陆人”,都是吴三桂。闻之不禁大笑。——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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