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震天。我那时是坐在屋角里的小娃儿，居然也听懂这故事，也跟着大笑，其情至今不忘。——后来我长大了，才渐渐了解到，这则动人的故事，应该是说相声的人编造的，但是我对袁世凯的其它真实的“恶行”，如幼年是纨绔子，不读书；中年是封建官僚，出卖“变法”，“镇压农民起义”；老年更一坏到底，“背叛民国，妄图帝制”等等，也认为都是恶迹昭彰，“罪无可逭”的。

    我这项信念，抗战时期在沙坪坝上读历史，才第一次发生了动摇。郭廷以老师在班上说，袁世凯在朝鲜十二年是爱国志士之行。“袁世凯居然也做过『爱国志士』？”这对我是个小小的启蒙。后来私淑于胡适老师之门墙，老师一再告诉我要“不疑处有疑”。“不疑处有疑”，那就是一项智慧经验上的震撼了。及老，阅人更多，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发展亦渐有轨迹可循。论史论政，固不敢自诩是十分客观。然无欲则刚：心平气和，则时以自勉也。今日为袁氏史传再发掘，只敢说以心平气和之言，以就教于心平气和的读者罢了。——请先从袁世凯的家世与幼年说起。然限于篇幅，只论其可评可议者，不及其它细节也。读者贤明，不论知我罪我，均盼随时赐教也。

    在传统中国里，家族背景，对一个官僚的政治行为是有其决定性影响的。但是家族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亦拟从宏观史学的角度，不揣浅薄，略加诠释。

    旅美民族学家许朗光教授，曾以三个C字打头的英文名词：clan（家族）、club（社交俱乐部）和caste（印度阶级制），来概括中国、美国和印度三种回然不同的社会结构。笔者久居联合国所在地之纽约，亦尝与役印度，再返观祖国。涉猎许子之书，真是心有戚戚焉。

    我祖国者，实世界各族中别具一格之“文化整体”（culture entity）也。论其传统政治社会的组织形式，则是国家强于社会；职业官僚层层节制之农业大帝国也，论其社会阶层则以士农工商为序；而贯穿其间者，则为其基本结构之家族也。

    传统中国里的家族组织之严密，其所负担的社会职责之重大，实远非美国之社交俱乐部（包括教会），所可比拟。而中国士农工商之社会阶级则可相互转移（transferable），不若印度阶级之壁垒森严，绝不容相互逾越也。

    传统中国既然是“国家”（state）独大，则加入国家的管理阶层，换言之，也就是“入朝为官”，便成为全国人民所共同向往的最尊贵的职业了。一朝为官，则名利、权势、荣耀、智慧、黄金、美女……，凡人类七情六欲上之所追求者，一时俱来。官越大、权愈重，则报酬愈多。——因此小人之为官也，则毋须杀人越货、绑花票、抢银行。贼之所需，官皆有之。俗语所谓“贼来如梳，官来如剃也”。君子之为官也，则圣贤之志，救世济民；菩萨心肠，成佛作祖，皆可于官府之中求之。毋须摩顶放踵，吃素打坐也。

    可是为官之道，唯士为能。农工商不与焉。俗语说“行行出状元”，那是“旧中原”里的土阿Q，自宽之言也。——行行皆可啖饭，原是事实。“出状元”则只此一行，外行就没有了。——凡此皆足使来自异文化的观察家，为之瞳目结舌，认为古怪的支那，为“一条出路之社会”（a single-career society）。英雄亿万，出路只有一条，则此路之大塞车，就可以想象了。

    因此仕途虽窄，依法除少数倡优贱民，和近代所谓“禁治产人”之外，人人可得而行之。这就是唐太宗（生于公元五九九年，在位六二六～六四九）以后，千年未废的“科举”了。但是考科举却与买“乐透奖券”无异也。购者千万、得者万一。吾人读史千年，书本上所接触的什么三公九卿、州牧刺史、封强大吏、中兴名臣……所谓“科甲正途出身”者，也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