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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慈禧太后向十一国宣战始末
罪仅次于“老毛子”(黄发洋人),当然更自知大祸临头。而一些仇洋反教的群众则颇为积忿得泄而鼓掌称快。

    杉山之死不用说在五大洲都引起震动。世界名都中各大报刊的报导,不是头条也是花边。这消息也引起中国皇宫内廷的不安。很显明的,如今《马关条约》墨汁未干;李鸿章在日本被刺的枪疤犹在,怎能再杀个日本外交官呢?

    老太后慌了手脚,她除专派荣禄和启秀向日本使馆道歉之外,并召见董福祥与载漪加以申斥。可是福祥的面奏,和载漪的帮腔,终使慈禧内外交煎也处置不了。福祥说他一人如受罚是罪有应得,但如因此把他麾下的甘军激成兵变,则京城治安就大有可虑了。——聪明的慈禧当然体会到,这时的“八三四一部队”是抓在他二人的手中啊。他二人如联手不听“老佛爷”的话,则释迦牟尼也无计可施啊!为杉山之死而惩凶的谕旨也只好下了了之。

    据说福祥与戴漪从陛见退出时,载漪拍福祥之背,并翘起大拇指,大夸福祥是了不起的英雄奸汉。(见《清史?董福祥传》)

    时局发展至此,慈禧显然知道,外御洋人,内安反侧,她已渐渐失控了——这时在天津,聂士成为阻止西摩的“联军”入侵北京,双方已打得炮火连天,士成后来终于战败殉国。为抢救此一失控局面,她似乎与荣禄有过密议。二人决定了一个最有效的万全之策!急调李鸿章与袁世凯来京共纾国难。

    李鸿章原是荣禄的政敌。李之下放广州就是受荣禄排挤而去的。但是荣禄没有应付洋人的本领。现在夷情紧迫,他与慈禧束手无策,只好又策动老太后速调李鸿章回朝了。

    至于袁世凯,他本是荣禄的死党。一向对荣感恩戴德、忠贞不二。如今又手握重兵,诛义和团如杀鸡犬,深为洋人所喜。因此如李、袁二人能联袂返京,则荣禄和慈禧所感棘手的一切内外问题,均可迎刃而解。

    这确是最高明的一着。因此六月十五日军机处便传旨,令李鸿章与袁世凯迅速来京。——这时由于义和团拔电杆,北京与外界电讯已断。然荣禄与袁世凯之间,则“百里加急”的传统驿马,仍可照跑无讹;而袁与南方三督,尤其是与广州的李鸿章,则电讯日夜不绝。

    百年回看水晶球,当时如李、袁应召返朝,则我国近代史上最惨痛的“八国联车”这项国耻,或可消灭于无形。不幸的是,西后把召袁之命随即取消,转而重赏义和团,决心攻打使馆,杀尽洋人,并决定与十一国列强“同时宣战”。

    她老人家何以一夜之间发起疯来,把原先设计好的万全之策,作了一百八十度的大扭转,而置国家民族于万劫不复的绝境呢?这就出于一个小小的“蒋干偷书”所获得的假情报的刺激了。——历史发展的长江大河,为一点藐小的个人情绪而变了方向,是史不绝害呢!一九三六年冬,张少帅发了一顿小小的少爷脾气,不是把我们五万万同胞,朋友,包括你和我的命运,彻底的改变了方向,以至于今日?

    就在西后决定调回李、袁之翌日(六月十六),由于时局紧张,老太婆便召集了一个包括六部九卿、军机、总署和诸王贝勒的大型“御前会议”,以商讨和战大计以及剿抚义和团的决策。这个会显然被端王所领导的激烈分子控制了。会中主和派袁昶、许景澄等偶持邪术不足恃之说,便被端王所呵止。慈禧也认为邪术虽不可用,而人心则可用。可是就在这一天,义和团在大栅栏放火,把前门大街一带数千家商铺烧成灰烬,而大失人心。因此在会议之后,慈禧还是要方从涿州回京而力言拳民可用的刚毅,偕同董福祥“开导“拳民”,勒令解散。其有年力精壮者,即行招募成军,严加管束。”(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一四五。)

    谁知这道“勒令解散”的上论颁下不及二十四小时,朝命便反其道而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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