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science Cians）与“吃教教徒”（Rice Cians）之别。良心教徒一旦入基督之门，则终日忏侮有罪，时时在上帝之前思图自赎。

    老来笃信基督的张学良将军夫妇，便是一对标准的良心教徒。前年张将军在其九十寿诞致辞时，劈头一句便说：“我是个罪人！”当时曾使全场大惊。或谓少帅当年在李烈钩庭长之前都没有认罪。这一下被关了五十年，反而认罪忏悔起来，亦见军事委员会“管教”之有方也。其实张氏所讲的只是基督教义里的一个术语，他所“认”的只是此罪（sin），而非西安事变时所“犯”的彼罪（crime）也。可惜在国民党的传统之中，党魁之外，教民寥寥。听众之中，通基督教义者，小猫三只四只而已。所以大家就错把冯京作马凉。以为少帅对西安事变这项“罪恶”，忏悔了，认罪了。因此全场大鼓其掌，亦民国史中趣事之一也。

    把少帅之sin当crime来曲解，小事也。最多让后世史家上错一笔帐，也使把少帅看成“千古功臣”的中共党人稍感惶惑罢了。可是对基督其它教义如“赦罪”的误解，那关系就大了。根据教义“罪”既可“赦”，则又有何罪不可“犯”呢？——这就对“吃教教徒”为非作歹，大开方便之门了。

    抑有进者，纵是那些最善良最虔诚的良心软徒，他们在当时的中国社会里，有时也可制造出极严重的社会矛盾。举例以明之：当时所有的基督教会都是以“反孝”甚或“仇孝”作号召的。他们认为人只能向上帝尽孝，不应向父母尽孝。笔者便有一位在中国出生，说得一口京片子国语的传教士好友。她当年在北京对一位搞“晨昏三叩首”形式主义的满族“孝子”，印象太坏了。所以她一辈子坚持她的格言：“孝顺”就是“笑话”。

    清末在中国传教最有成绩也最有见识的美国传教士，后来又做到中国“同文馆”乃至“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丁匙良（.A.P.Martin,1827～1916），也坚持相同的意见。他认为人对上帝的孝顺，不应被人对父母的孝顺所阻隔。

    基督教这种上帝独大的“反孝”立场，因此与当时“百善孝为先”的中国伦理，便针锋相对了。我们如把十九世纪末年来华的传教上与十六、七世纪来华的耶稣会士相对比，则后来者就显得武断专横多矣。

    笔者不学，亦尝读布道诸子之书，对他们处理如“孝道”这类的社会问题之轻率自信，就时感骇然。姑不论其道德价值如何，“孝”的本身却是一种“社会经济制度”（a socio-economic institution）。在那个缺乏“社会立法”（Social legislation）、社会保险，没有退休金、养老金的中国传统（今日仍然如此）的社会里，“养儿防老”岂只“道德”而已哉？社会经济之必需也！

    设有男子，受了上帝影响，或经济和老婆的压力而置父母饥寒于不顾，这一“不孝子”，不但道德有亏，为亲友乡党所不齿，他在《大清律例》之中也是个“刑事犯”，要被捉将官里去的。

    假若这个刑事犯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甚或只是个“吃教”的骗子。但是这个官家捉人的消息一旦由他家人妻子哭诉到教堂里去，那些笃信教条、诚实而又偏心的外国牧师们，可能便要向官方施压索人。那时畏洋人如虎的满清官吏，为自保禄位，息事宁人，多半也就遵命开释。

    那位精通中国语言文字，并曾在说京粤语的华人之间充当方言翻译的丁匙良，在他的自传里就曾自炫他替某些“不孝父母的上帝信徒”，开脱过罪名。这些中国伦理范畴内的“不孝子”，在洋人的庇护之下，是逃脱了中国法律的制裁，但他却逃不掉社会与论的指摘。一旦他那年迈无依的二老，把家事闹上街头，则“梁山”下来的英雄，“大刀会”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