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诂辞章、考据注疏”，什么“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都是些“数百年无用之学”（康有为语）。毛主席不也说过吗，“这是个原则的问题”；“这是个‘为谁服务的问题！’”（见《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所以治经书、让历史、搞文艺重在明了“义理”。义理既明，写历史就应该“以论带史”，甚或“以论代史”。至于历史事实，纵写它个“七真三假”（四人帮的教条），又何伤哉？孔子不也说过：“大人者言下必信，惟义所在”吗？

    今文家们本身既有此意念，他们心目中的祖师爷孔子，也就是这样的救世济民、学以致用的政治家，而下是搞“纯学术”的“先师”了。在今文家的认知中，孔子不只是“删”诗书、“定”五经的大编辑。他老人家是六经的作者。“六经”（《易》、、《诗》、《礼》、《乐》、《春秋》）是孔子本人的“选集”和“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孔子是要根据这套蓝图去变法改制，去重振那“王纲解纽”了的东周衰世。但是他的孙子不是说他的爷爷“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见《中庸》）？他自己不也说：“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见《论语?为政》），所有文物制度都是前后“因袭”的吗？“和平演变”的嘛！什么鸟变法改制呢？今文大师说：孔子布衣也。布衣欲改王制，谈何容易。所以他怕他同时的人不相信他那一套新制度，所以他才伪“托”“古”圣先王，来“改”变“制”度啊！夫子是“圣之时者也”。我们怎能以“伪托”小节，来拘泥局限伟大的政治家呢？

    所以今文家认为孔子不是搞“无用之学”的迂夫子和“先师”什么的。他是一位活生生的救国救民，终日栖栖遑遑搞行动的政治家。可惜他不在位，但是正是如他的大弟子子夏所说的，他是一位“素王”！“无冕之王”（新闻记者）！

    6.4 “我们安徽”的“干嘉之学”

    可是这种只注重哲学的“义理”，而藐视史学“真伪”的“今文学”，两汉以后就失势了，因为它失去了政治上的靠山。隋唐之际，以诗文为时尚，经学浸衰。今文学就尤其显得灰溜溜的了。可是今文学本身的学术性，还是有其客观的价值。宋明之际它那重义理、薄史实的精神内涵。又被宋儒承袭了。只是两宋的“道学”是受印度思想的影响所形成的。“由佛返儒”的“道学先生”们，特别推崇《大学》、《中庸》（《礼记》中的两个短篇），注重在个体的“修身养性”和“明心见性”。对“今文家”的“尊素王、张三世”那一套，心既非之而口亦不是。他们对孔子的看法，还是比较接近“古文家”、“至圣先师”的主张呢！明代的王（阳明）学虽继陆（九渊）而非宋（熹），然在中国哲学大宗派上说，程朱、陆王基本上是属于“理学”这个大范畴的。

    时代发展至清初，由于异族入主，文纲孳严，清初诸儒，再也不敢乱碰什么华夷之别、君臣之分的义理上的大道理。加以三代以下无斯盛，历朝“诸夏之君”却远不如目前的“夷狄今上”，所以他们对满族的统治也颇能相安。继续搞其《明夷待访录》（清初明遗老黄宗羲所著）一类的学问，冒砍头之险也大可不必。思想搞通了，清初诸儒乃摒弃“理学”，而一头栽入故纸堆，大搞其“汉学”（他们叫做“朴学”）。此风至乾隆（一七三六～一七九五）、嘉庆（一七九六～一八二〇）之间而大盛，人才辈出，学风鼎盛。迨婺源江永（一六八一～一七六二）和休宁戴震（一七二三～一七七七）同领风骚之时，盛极一时的“干嘉之学”，简直就变成“我们安徽”（胡适口头语）的“徽学”了。受了老乡戴震的绝大影响，那位“三分洋货、七分传统”的青年古文家胡适（一八九一～一九六二），在五四时代就要以戴震的“方法”，来“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了。

    胡老师也因此在三〇年代的思想界就显得“臭烘烘”和“臭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