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太陆，搞回到石器时代。民间要做点学问，就只好靠口述录音了。

    最高到有族诛大罪的“挟书之禁”，不因秦亡而稍弛。汉沿秦制，书禁末解。直至惠帝四年（公元前一九一年），这条死罪大法，才被撤销，它前后延长了二十二年之久。解禁之后，社会上通用的已全是“简体字”的“隶书”。禁书之前包括七国古文的“繁体字”，什么“大篆”、“小篆”和“古文籀书”，便甚少人通晓了。可是书禁既解，则“燔余之书”（包括始皇烧的和项羽烧的），和匿藏之书（像伏生家中和孔子故宅偷藏的“壁中书”），往往皆出。在政府鼓励之下，国立中央图书馆（中秘书）中也堆满了断筒残篇。为整理这些残书和口述稿，大家就只好全部使用简体字（隶书），所谓以今文读古文是也。“以今文（隶书）读古文（篆、籀）”事实上也是一种翻译工作。不同的译者作相同的翻译，其结果往往不同。更何况七国古文，各有其“异文”，而口述者如伏老先生，又不会讲“标准国语”，这样问题就大起来了。——君下见吾友柏杨以“白话”来翻译“文言”（通鉴）哉？更不见，“通鉴广场”及众多媒体，见仁见智者，对柏老之棍棒交加耶？这就是发生在两千年以前的“今古文之争”的现代版了。明白了柏杨近年之恼火，则两千年来今古文之争，可思过半矣。

    两千年来论今古之争者无虑数十百家，拙作斯篇多采比较深刻的王国维说。志之是不掠美也。这一发生在两干多年前的学术争辩，正如发生在二十多年前的有关“海瑞罢官”的辩论。如照京兆尹彭真在《二月提纲》里的办法，把它限制在教育文化部门也就罢了。无奈中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是利禄禽兽。任何有关文化的小事，都要搬到政治上去。为的是入党做官，有权便有一切也。要夺利，首先就得争权。这样便牵涉到两位关键人物，董仲舒和刘歆了。

    大家都知道董仲舒是搞“罢黜百家、独崇儒术”的儒家大政客。他说服了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和国立中央“太学”，而当“太学生”（也就是所谓“博士弟子”）则是入朝为官的终南快捷方式。

    董仲舒（公元前一七九～前一〇四）专治《春秋?公羊传》，可说是今文家的鼻祖。他所建议设立的“太学”，自然也就是一座今文大学：五经博士所授的自然也是今文五经了。董仲舒这批“斯大林主义者”，既然把持了党校，左右了党的“意蒂牢结”，操纵了入党做官的“仕途”凡数十年也就罢了。谁知半路上又杀出个“托派”来。这一托派的首领，便是在国立中央图书馆中奉命整理燔余残害的刘歆（公元前五三～公元二三）。

    刘歆和他的父亲刘向（公元前七七～前六），原都是中央图书馆里的编审和管理人员。二人都写了不少卷有关“目录学”的名著——那也是人类文化史上最早出现的目录学。刘歆显然比他爸爸更有学问、更调皮。他在这些残书中却偏偏看中了一本惊世骇俗的“古文”名著《春秋?左氏传》。

    汉初今文学家治《春秋经》原只有《公羊》、《谷梁》二“传”（“传”在欧西“圣经学”中叫做commentaries）。刘向原也是专攻《谷梁》的“今文家”。如今他儿子忽然凭空突出了古文经《春秋?左氏传》；而这《左氏传》的史学内容、文学光彩和哲学义理，都比酸溜溜的“公”、“谷”二传要高明得多。原发现人刘歆乃奏请皇帝（汉哀帝），把《左传》以及和它类似的古文经《周礼》、《毛诗》、《古文尚书》等颁入太学，成立正式科系，设置专科“博士”，招收“博士弟子”，与今文科系，平起平坐。汉哀帝当时对“春秋三传”和今古之争，倒颇有持平之论，但是纵是皇帝也别不过把持党校、左右朝政的今文派官僚。他们坚决反对把古文经列入官学，并说古文经，尤其是《左传》，是刘歆伪造的。所以终两汉之世，官学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