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要与小刀会合流。那位行商出身的上海道吴健彰，颇通洋务。他知道洋船是无敌的。所以他向洋商买了一条吃水四百三十吨，名叫孔子”（Confucius）的大洋输来“助剿”。并雇了些洋水手来驾驭“孔子”。后来那个在清军与长毛之间反反复复的美国瘪三华尔（ard），便是“孔子”的一个水手。后来吴健彰不要“孔子”了，他把“孔子”送给江南大营的向荣。向荣对“孔子”也没兴趣，因为“孔子”太胖大。不够灵活。在长江里动不动就搁浅。而那些划小舢板的长毛，却躲在小河湾和芦苇之中，“孔子”对他们毫无办法。所以向荣也不要“孔子”。——这也是上述李泰国所购八条大洋轮，被退货的基本原因。

    总之早期清廷的“满大人”（Mandarin）们，都对洋人的开花大炮有兴趣，而对洋船没兴趣。要搞国防现代化，他们就拚命买大炮，筑炮台。因此上至旅顺口、大沽口，中在吴淞口，下及虎门栅，他们买了无数尊开花大洋炮；建了数十座海防大炮台，等待着“夷人”登陆。朋友们相信吗：后来在“一二八”（一九三二）、“八一三”（一九三七）期间，我们在吴淞口大炮台上，放得震天价响的开花大炮，都还是逊清末叶的曾文正、李文忠装上去的呢！

    炮是购自外洋。但是消耗量极大的炮弹、鱼雷、水雷和步枪，总应该自己造造吧！因此，在太平天国快被打平前后，曾国藩当了两江总督，左宗棠当了闽浙总督，他二人乃在上海、福州（马尾）、南京三地，分别招洋匠，购洋机，自制洋军火了。殊不知洋人是船炮不分的。能造炮弹，就可造炮；能造炮，就必能造船。我们既能自制大炮，很自然的也就能自制“火轮”了。这便是后来的“江南机器制造厂”（今日已能制造十万吨以上的远洋大轮，说不定已在设计制造航空母舰了）、“马尾造船厂”和“金陵兵工厂”的起源了。等到张之洞出任湖广总督，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这项军火工业便扩展到汉阳、天津和大连了。各地封疆大员也可乘乘自造的火轮了。

    既然自己能制造小火轮和小炮艇，则自己的维修技工、驾驶舵手，甚至设计监造的工程师，也就势在必有了。因此那位有远见、有魄力而廉洁奉公的左宗棠，便于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在马尾办起了第一所船政学堂来。其中分轮机与驾驶两科——这便是中国第一个现代海军的摇篮；虽然它的结局是十分可悲的。那也是单搞四化，忽略五化的错误酿成的啊！

    上述这项西化初期的缩头挨打，守株待兔的旱乌龟政策，到同治末年（一八七四）却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盖此年日本借口台湾牡丹社番民杀害琉球船民而出兵侵台，在清方朝野引起了震动。尤其是新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对日本之蠢蠢欲动，起了严密的戒心。

    李氏于同治九年（一八七〇）继曾国藩出任北洋大臣，驻节天津。下车伊始便碰到日本派专使来华，要求与欧美各国相等的“条约权利”（其实是不平等的条约权利）。鸿章为之愕然。盖自往古以来，中国便把区区日本，视同藩属。初不意这蕞尔小邦，今日竟以帝国主义自居，要在中国发展殖民地了。

    吾人翻读李鸿章与当时日本使领人员的谈话笔录，李之口气仍以上国大臣自居，然读史者固知其色厉内荏也。在日本得其所偿的大部分之后，条约墨沈未干，日军又在台湾琅（ ）登陆（一八七四年四月。除另注外，本篇全用阳历）。在举国惊呼之下，鸿章乃急调时驻徐州的淮军精锐唐定奎部六千人，租轮赶往台湾对抗。

    李鸿章经此刺激，及决心自建海军御侮。他自始至终的假想敌便是日本，知道清日迟早必有一战。盖牡丹社事件之后，一八七五年九月日人又在朝鲜制造“江华岛事件”。迫令朝鲜断绝与大清宗藩关系，并与日本订立条约。

    一八七九年日本再迫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