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如无重大意外，下一个“定型”社会，在二十一世纪初季应可酝酿成熟矣。——国事在社会科学家的计算机里，似乎也是可以预言的呢！

    再者这一记“阶段分明”的转型运动，不是勇往直前、有进无退的。它是走三步退两步；甚或是走两步退三步地缓缓地向前移动而至于今日。这也是“辩证”论者所强调的“对立－统一”的公式吧！迂回是难免的；前进则是必然的。明乎此，我们对“头有发，衣怕白；太平时，王杀王”的“知其然”，就可以提出社会科学也能够加以诠释的“所以然”了。

    3.9 “流窜”、“割据一、“围剿与反围剿”

    须知我“汉族中心主义”的武力和文明向外扩张，自古以来是自北而南的。从“吴越”的归宗，到“南粤（越）”的同化，到“越南”之加盟，是程序分明的。可是洪杨诸公这次却领导了大批“粤匪”，逆流而行，打出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第一个“北伐”！（其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和蒋介石领导的“北伐”，只是竟其未竟之功。）

    洪杨这次北伐，其来势之猛，真是世界史上所寡有。吾人如把它十四年的历史分段而论之，大致也可分成三大阶段：曰流窜时期（一八五一～一八五三）；曰割据时期（一八五三～一八五六）；曰围剿与反围剿时期（一八五六～一八六四）。一八六四以后的捻军和华南一些会党的继续活动，只能算是围剿与反围剿的余波了。

    所谓“流窜”者，简言之便是传统的黄巢、张献忠的斗争方式。农民在揭竿而起之后，由小股化大股，与官军你追我赶，不守一城一地，在国内四处流窜，钻隙前进，拖死官军。

    洪杨起义的最初三年，便是这样的，他们是一群没有根据地、没有后勤、没有固定兵源的中国传统历史上所记载的“流寇”——近人所谓农民大起义。这种农民起义所以能愈战愈强、愈滚愈大者，是有他们特殊的社会条件的。那就是政治腐化、官逼民反；社会瘫痪、民不聊生。在这个人心思乱的国度里，一般饥民和他们的有政治野心的领袖们，是唯恐天下不乱的。一旦有人揭竿而起，则星星之火，很快的便可以燎原（《毛选》中以此为题）。

    3.10 “永安突围”时的人救问题

    洪杨于一八五二年春自永安州突围北窜时，连妇孺在一起不过二、三千人。——读者中的洪杨专家们，且慢……，先让在下谈点个人的小考据：

    关于永安突围的人数，我的业师郭廷以先生（中国近代治太平史的第一位权威），和后来的简又文、罗尔纲诸先生都说有数万人之众。笔者于五十多年前在沙坪坝的大学课堂里，便向郭师质疑。我认为这个数目字太大。我的理由有两点：第一是个人经验。那时我也是个形同流寇的流亡青年，与数千流亡伙伴自陷区“突围”到西南山（苗）区去的。亲身经验告诉我们，像永安那样的西南小山城是很难容纳像我们自己那样从天而降的“三千小儿女”的。慢说吃喝住，连大小便都无法容纳呢！

    第二是历史档案。当时向永安合围的官军总数不过一万四千人；而被围者其后总说是“被围于数倍之敌”。如此则突围者不过二、三干人，实是个合理的数目了。

    后来笔者在美国大学里教书，自己和学生一道读洋书，不意竟忽然开朗。原来当时参加永安突围的重要领袖之一的“国舅”赖汉英，便是如此说的。汉英是洪秀全原配赖“娘娘”的弟弟；也是后来捻军杰出领袖赖文光的堂兄弟。他自金田起义、水安突围、进军长江、奠都天京（南京）、到略地江西……，可说无役不与。后来进封“夏官丞相”，位至极品；实是太平开国元勋中，仅次于八王的重要首领。历来官书私籍对他的记载都是触手皆是的。晚至一九七五年他花县故乡还有他受伤还乡的传说。可是汉英在外交方面的径历，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