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同礼（守和）先生是二次大战后侨居美国的诸多华裔学人中，对笔者有深远影响的前辈之一。他生于清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乙未。生肖属羊。这年龄正在我父母之间——先父属猴（一八九六），先母属马（一八九四）。袁公属羊，正是马猴之间，所以我一直把他看成父执辈。中国的传统习俗，也使我对他老人家“执礼甚恭”。

    袁氏是位谦谦君子。虽然在任何一面，他都是我的长辈，但他向不以长辈自居；对我们这些晚辈（尤其是同行），他一视同仁，以朋友相处，所以也可说是“忘年之交”。但是从我的立场看他，则永远是“亦师亦友”的。——在早期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上，袁氏手著的许多目录学著作，都是我长置案头、随手翻查的重要参考书，至今未废。而袁公不懈的研究工作，有时也找上我作研究助理。例如在查对胡适之先生在哥大得博士的年份，袁公最后用“一九一七（一九二七）”，就是根据我的口述报告。

    袁同礼先生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中的一位重要人物，历史上是排有他一定的席次的。但是在这则短篇里，我不愿多提他传记上的细节——因为袁氏已有几篇颇为详尽的小传，如：吴光清的《袁守和先生传略》，李书华的《追忆袁守和先生》，和秦贤次为刘绍唐主编的《民国人物小传》第二册所写的更详细的〈袁同礼（一八九五～一九六五）〉的传记。在英文著作里，则哥伦比亚大学所出版的《民国名人传》第四册（Biograpionary of Republican Ced by y Press, 1971. Vol. 4），那就兼顾中西，更为翔实了。——所以在拙篇里我只想谈谈守和先生在“中国近代文化转型史”中，所发生的作用、他的贡献，和他在文化转型中的地位。

    在不同的拙著里，个人一再提出，一部“中国近代史”（当然包括画蛇添足的什么“现代史”和“当代史”），便是一部“中国现代化运动史”；也就是一部“中国近代（社会文化）转型史”。“现代化运动”这一名词，毋需解释，也解释不尽。——“转型”则是任何一个有高度成就的民族文化，必定有其固万社会文化的特殊“型态”，如西方的基督数国家，中东的回教国家，和南亚的印度，都是有其特殊型态的。

    可是近五百年来西方基督教国家的社会文化的发展，只有其“现代化”的程序，而没有“转型”的问题，尤其没有“转型”的痛苦。因为现代化运动在西方是一种发自内部的自然进展（natural course of internal development），而我们中国和其他亚非拉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运动，则是发轫于外界（尤其是西方）的挑战和压力（estern chalenge and pressure）。

    因此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只有其范围大小，和时间缓急的问题，而没有社会文化“转型”（transformation）的问题。

    我们和其他亚非拉国家就不然了。我们的现代化运动，发轫于“被迫向西方学习”，也就是“师夷之长技”。既然向“西方学习”，因此我们的“现代化运动”就多了个“西化运动”的阶段。“西化”就是由东方式转成西方式（简称“西式”或“洋式”）——从三家村的“土私塾”到大小城市中的“洋学堂”；从“父母之命”到“自由恋爱”……等等的转变，这就是所谓“转型”了。——须知“土私塾”这一教育制度，和“父母之命”这一婚姻制度，在中国历史上至少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这种教育和婚姻制度，就是我们固有文化型态的一部分，这种千年不变的“型”态，一下要“转”成“洋式”或“西式”的“洋学堂”和“（西式的）自由恋爱”，是十分困难的，和十分痛苦的。——就以婚姻“转型”来说吧！我们“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