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收到一封发自台湾的国际邮笺，字迹好熟悉。一看原来是郭廷以老师寄来的，真喜出望外。信中他说即将访问纽约，并写出班机时刻，盼我能接机，余事面详。我接书真十分兴奋。届时乃开了我那百元老爷车赶往“荒怠机场”（Ide，后改名甘乃迪国际机场）接机。那时荒怠机场名副其实，还是一片荒野。四周芦苇高过人头。汽车自芦苇夹道中，缓缓开入机场。但是地虽荒僻而接机者仍是人头济济。我站在鐡栏之外，见百码之外的机上旅客循梯而下。接机人群均摇手欢迎。郭老师刚出机门，还在梯上时，我就认出了。——那倒不因为他是中国旅客的缘故，而是因为他那熟悉的体形和动作，虽然他已不用手杖；蓝布大褂也改成了西装。我虽然举手大摇，我想他是不会认识我的。他有学生千百人，相别十余年。他何能认出我呢？当他走近了，我正预备自报姓名时，老师竟抢先破容一笑说：“德刚，你来啦。”我接过他的手提包，握手相迎（仍然不敢用西式拥抱），师生都高舆无比！

    那是郭老师第一次访问美国。人地生疏，一切由我安排。我做他的随员，他的秘书，他的代表，他的翻译，和他的司机。到处奔走洽谈，日夜不停。

    郭廷以教授那时正忙著组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筹备处”。五〇年代的台湾仍有其“文化沙漠”之名；经济上也一穷二白。郭师美国之行的目的，第一是向福特及其他基金会，申请补助，第二是想舆美东诸名大学挂钩。——那时美国的“名”大学，都还在美东呢！

    天下事最难的是伸手向人要钱！次难的是订立不平等条约。人家荣华富贵，你一穷二白，攀起亲来，门不当、户不对嘛！纵使贵人好见，而贵人之下的与你说相同语言的“二爷”、“马弁”等人的脸色有时是直如秋霜、如破鞋，令人出而哇之。

    郭老师原本是一位寡言鲜笑的严肃学者，为著中国近代史而向一些不值一顾的假学者、烂政客，强作笑容，低声下气，我这位老师的道童、随员、小和尚、汽车夫、樊哙……每为之怒不可忍，衷心尤为之恻然。——然郭老师有传教士精神，为著“近史所”这个baby，他任劳任怨，筚路蓝缕，一锹一铲地为它奠基，真令人感动，也令人悲伤。——这是他第一次的美东之行。

    其后郭老师又数度访美，一次并偕一青年随员李念萱兄同来。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近史所已逐渐成型。当我于一九六二年接管哥大中文图书馆时，郭师曾看中了我馆珍贵的“复本书”（duplicates）。我也签请哥大备案，送了他七大木箱之多，并为他承担运费。郭师如获至宝，连说：“这样我们图书馆就有基础了。”那时书市不大，基本参考书和政府档案如北京政府公报，都早已绝迹也。

    郭廷以老师原是位纯学者，寡言鲜笑，应付复杂的政治环境，原非其所长。在他“拜拜”成长期中，他这保母是焦头烂额的。——笔者那时也被无辜地卷入哥大的校围政治，在数个政客互斗之间，也额烂头焦，不能自拔。

    我们沙坪老师生偶尔聚会，也只能相濡以沫——人生曲曲弯弯水，世事重重叠叠山，我们师生两造的辛酸过程，可说彼此都终始其事。郭师向我求援和诉苦信件，我相信还可找出不少封来，虽然一大半都给我丢了——何从说起呢？！

    郭师后来在纽约逝世时，张朋园教授和我，可能是他仅有的两个“老学生”去给他送葬了。

    他是我做research的启蒙老师；也是我平生为老师送葬的唯一的一个人。

    师生遇合有绿，谨撰此篇略表追思之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