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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论帝国主义与晚清外患
    在上篇谈“帝国与民国之蜕变”的拙著里,笔者曾不揣浅薄、斗胆地说过,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来看,我们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史,几乎是千年未变;而鸦片战后,则几乎十年一变。何以在社会经济方面,我们的传统历史是“静如处女”,现代又“动如脱兔”呢?恕我要言不繁,这个两千年未有之变局,实是西方东来的“帝国主义”推动的结果。

    “帝国主义”(Imperialism)又是个什么东西呢?这一问题对我们这一辈二十世纪上半纪出生的华裔男女,还需要解释吗?那一部血淋淋的“帝国主义侵华史”,便是我们一辈子实际生活经验的主要部分,别提也罢,提起来,我们会怒脉贲张、咬牙切齿的。

    以上这份民族感受,是任何人所不能否认的。这是我们亲身体验出来的,有什么好否定的呢?因此我国一般史家和国共两党的官方,都会肯定“帝国主义”是近代中国的万恶之源。马列派的史学家,更会把它概念化一番说:帝国主义何以是万恶之源呢?因为它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万恶之源的上面,还有一个总源的“资本主义”。

    可是这些说法,却不为很多西方汉学权威所接受。他们之间有许多极有火候的历史家,甚至是最有权威的泰山北斗,如创立当今剑桥学派的开山宗师费正清教授等,却认为“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它只是由于革命党人(包括国共两党)不断的宣传,而嵌于我民族心理上的一种幻觉,——虽然他们也并不否认日本人对中国的侵略却是一宗不折不扣的“帝国主义”。

    日本人呢?在他们战败之初,倒颇有些忏悔心态。可是近年来,他们就逐渐地把他们在中国大陆赤裸裸的奸掳焚杀说成“进出中国”了。只是日本人这批“进出论者”引经据典的功力,无法与西方的“幻觉论者”相提并论罢了。

    朋友,时间是可伯的。以感情写历史,也是靠不住的。君不见二十世纪后半纪(尤其是近三十年)才出生的中青年男女,他们对“南京大屠杀”、对“佳木斯细菌试验所”等等的情感反应,就不会像他们父执辈那样椎胸泣血了。君不见,抗战期间站在不同阵地的一些华裔同胞,他们对日本战犯不也有颇为不同的量刑心理……再过些年,纵是华裔大学生恐怕也要靠历史百科全书,才能粗知“帝国主义”的定义了。

    写历史的目的是为保存某一段历史的真相。传之后世,警惕将来。历史家应该实事求是、心平气和。他不应为某一时代的喜怒哀乐所局限而笔端常带感情。所以像“帝国主义”这样的议论未定之辞(debatable subject),就应该辞简义赅的去搜搜它的根,再作论断。

    7.1 “扩张主义”与“帝国主义”

    若谈“帝国主义”的根源,我们就不能不上溯到历史上的“扩张主义”(Expansionism)。扩张主义是个洋名词。我们文化中的同义字大致可说是“强凌弱、众暴寡”。它是“人性”(ure)中绝对存在的一面;也是最丑恶的一面。它也是“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所揭露的“人类社会行为”(social behavior),甚至“动物社会行为”(animal social behavior)中经科学家证实的“客观实在”。

    人类历史上“扩张主义”之动机是多方面的。它包括疆土、经济、政治、宗教、文化、虚荣、色欲、嫉妒乃至日常的衣食住行、七情六欲。其中任何一面、多面或全面,都可引起群居人类向外扩张的社会行为。若论其在历史中有记录的荦荦大者,则我们“汉人”,原来也是这一行的老祖宗。我们早期对“其心必异”的“非我族类”之“扩张”行为,也是天人共愤的——可是我们的圣贤史家帝王将相,不也把这些最不光荣的对外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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