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战国时代，所慢慢发展起来的外交制度，也就随之迅速转型，而面目全非了。

    【附注】在大秦帝国统一柬亚大陆之前，人类历史上只有个亚历山大所建立的马其顿帝国差可与之相比，但是亚历山大一世而斩。他也没有创造出一个宇宙帝国的规模与制度。秦之后的罗马帝国自然也是个宇宙帝国，可惜它在公元四七六年亡国之后，便永不再来。其后西方的帝国建造者，便再也没有“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的观念了。后来日不落的大英帝国，大则大矣，然非宇宙国家也。

    因此在我国的历史传统里，秦汉以后的帝国时期，就只有内交而无外交之可言了。我们中央政府的建制之内，九卿六部，百制皆全，就是没个“外交部”。为应付周边少数民族所建立的小王国，历代也只设了个不同名称的“理藩院”，以司其事，但是“理藩院”只是礼部之内的一个司局级的组织，一切事务都当作“内交”来处理，而非“外交”也。例如西汉初年，中央政府与都城设在番禺（今广州）的南越王国的关系，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史》，便说那是大汉帝国的“外交关系”（foreign relations，见该书第一卷第六章，有中文译本）笔者处理这问题则认为那是个“内交关系”，是东北张学良和南京蒋介石的关系。今日西方学者和政客，也认为北京和西藏的关系是fo - reign relations，说是中国占领了西藏，西藏应该恢复独立，云云。

    北京的外交当局，明知是洋人藉辞捣蛋，但诸大臣为着自卫，却只能支支吾吾，搞他个口齿不清，讲不出令人心服口服的道理来。其所以然者，第一便是，你如果以“现代观点”和“现代西方人”耍电子游戏，你就得服膺他们的游戏规则（Play to their rules）。你既然不能放弃你自己传统的麻将规则，却又要打他们的沙蟹，那就枘凿不投了。有时你纵有天大的公理，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例如，你如不搞计画生育，像毛主席说的“人多好办事”，那你岂不是第三世界以毛农民为代表的愚昧无知呢？但是你如大搞其一胎制，“打”掉无数可爱的婴儿，那你岂不更是残酷野蛮，没有文化？总之在“光荣、伟大、正确”的美国国会中，你反正永远是不对的就得了。

    朋友，您说美国政客嘴尖皮厚，无理取闹的幼稚可笑。咱们光荣、伟大、正确的共产党，还不是一样的，甚或有过之呢！政治就是政治嘛！哪个政客不嘴尖皮厚？再者搞现代外交，是全国人民的事，包括担柴卖浆，甚至阻街女郎．都有其共同语言，外交家不只是政府的发言人，也是他们老百姓的发言人（英国就是如此）。至少，搞外交是个大行道、大专业，专靠周恩来、李鸿章一两个人的天才，搞他个常识外交、天才外交，总归不能抗战到底的。要打毛主席所说的“持久战”，那你就得有个永恒的、专业的tank（智囊）。二十世纪的美国外交官，差不多都出自耶鲁和哈佛的几个教室，甚至是那几个沙发之上。从西部起家的，那位唱戏的雷根不信邪，他要找几个“西部专才”，来反外交托拉斯，搞得灰头土脸之后，始知反托拉斯之不易也。朋友，托拉斯、鬼谷子，都不是好东西也。秦始皇以后，我们还不是反了两千年。不幸今日我们又回到“战国时代。（抗战期间雷海宗等几位教授就自称“战国派”，并且出了一本杂志叫《战国策》，曾被老□恨得牙痒痒的。）在旧剧重演的战国时代，再来搞他个“合纵、连横”，就要倚赖耶鲁、哈佛的tank的长期演练了。专靠毛主席英明伟大的“反智主义”（Anti - Intellectualism），难免就走投无路了。

    再回头谈谈西藏问题。笔者不学，关于西藏问题，我个人倒觉得达赖喇嘛并没有搞分裂，达赖认为他和北京的关系，仍是domestic relat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