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故积存起大量的有趣的知识，生发出巨量的信息，已作好准备，一旦利用知识的时机到来，就会整装出发。

    举例来说，人们用了很长时间，做了很多工作，才了解到还有溶血性链球苗这种东西，了解到血清学上有四十多类主要链球菌物种跟人类疾病有关，了解到它们中有一些导致风湿热和瓣膜性心脏病。首先要作的，是细菌学和免疫学的研究，这一工作花费了数十年，到30年代初，这一工作取得了足够的进展，人们才认识到链球菌感染与风湿热相联系。

    直到获得了这一信息，人们才确认，一旦能找到防止链球菌感染的途径，风湿热是可以预防的，与之同来的是，大量的危及青年的主要心脏病也是可以预防的。同样，辩识出大叶肺炎中肺炎双球菌的作用，地中海热中布鲁氏菌属的作用，伤寒热中伤寒杆菌的作用，流行性脑膜炎中脑膜炎双球菌的作用，都需要对当时看来无限复杂的大量信息加以辨别和分析。在从事传染病研究的实验室中，大部分艰苦的工作在本世纪头一个三分之一内达到了这一水平。这一研究结束时、舞台已经搭好，就等抗生素粉墨登场了。

    当时没有意识到，而直到现在也没有充分意识到的是，在人类其他疾病上，要达到这一步有多么艰难。我们仍有心脏病，癌症，中风，精神分裂，关节炎，肾衰竭，硬化、以及随年老而来的衰退性疚病。一总而论，在这个国家可以列举出大约二十五种主要的人类疾患，而在世界上的不发达国家里，还可以列出更长更可怕的单子，包括寄生虫病，滤毒性疾病和营养性疾病。它们构成了当代生物医学的未结束的议事日程。

    而对这样一个清单，人们将怎样制订科研政策呢？快捷容易的办法是作出结论，说这些还没有被驾驭的疾病，干脆是我们力所不及的。要作的事情，是就此止步，停留在今天的科学和技术的版本上，并作出保证说，在这样一个不圆满的世界中，我们的保健制度已经装备精良，而且发挥到极致了。这政策的麻烦在于，我们供它不起。费用已经过于高昂，并且还在逐年猛增。另外，现有的措施就是不够好。我们不能够继续用开胸手术来对付心脏病了。这办法是在那种病跑完破坏性的全程之后才施行的，其代价高得怕人。另一方而，我们也不能通过把问题简单化而拖着不去解决。以我看，我们把今天这么多慢性的，致残的疾病委之于环境或生活方式不当，便是一种简单化的作法。明摆着的事实是，我们关于事情的真相知道得不够、关于自己的无知，我们该更加坦率地承认才是。

    说起来有点像悖论的味道：另一方面，医学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显得前途光明。在医学中，在由杂乱无章的保健制度及其巨大代价而来的悲观主义和沮丧情绪的底下，存在一股潜流，这就是，有一种近乎无理的乐观态度，认为只要我们能够坚持不懈地学习，在人类疾病的治疗方面我们是前途无量。从事心瓣膜系统研究的科学家们完全自信。他们不久就会接近事情的核心，他们不再把心脏病的机制视为不可理喻的秘密。从事癌症研究的科学工作者，尽管他们在公开场合下关于如何组织其研究工作意见不合，可对于正常细胞和增生细胞的内在行为也有了深刻的洞见，这些见识是几年前还无法想象的。真核细胞，那具有真正胞核的细胞，它本身已成了实验室里的一件工具，几乎跟50年代初期的菌细胞一样精致顺手。现在，这一工具已可用于阐明，在发育中的细胞分化，或在癌细胞的情况中分化停止这些过程中，基因信号是如何打开或关上的。致癌物质，或病毒，或迄今尚未识别出的其他因素是如何干预细胞的行为调节，仍是尚未解决的问题。但这些问题本身现在看上去是有门儿可入了。借助过去10年已经学到的东西，这些问题的研究可以继续推向前进。

    神经生物学家在研究中可以作各种各样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