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面对任何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比如一个城市中心或一只仓鼠时，觉得其中有些东西你不满意而急于修补，你可不能简单地一步闯进去动手修补。这样作是不大可能对它有所助益的。意识到这一点，是我们这个世纪令人痛苦沮丧的事情之一。杰伊·福雷斯特（Joy Forrester）用数学方法对此作了说明，他用计算机模拟城市，做了一些模型，用来阐明，不管你依据常识提出做什么，你将几乎无可避免地使事情更糟些而不是更好些。从外部鼓捣一个复杂系统的一部分，你就几乎一定是在冒险，会在某一边远的部分引起你意想不到的灾难性事件。假如你想修补什么，你首先必须详尽地了解那整个系统。对于很大的系统来说，你不能不借助很大的计算机做这种理解。即使理解了，最保险的方针似乎还是站在一边挥手，而不去触动它。

    干预乃是引起麻烦的途径。

    假如真是这样，这就提示出对付城市问题的新的门路。这是从实验病理学的角度提出的：也许，有些出毛病的东西，是某人努力帮忙的结果。

    这样一来，问题就简化了。这意味着，不要闯进去到处改变什么，而试试小心翼翼地探进手去，只是把干预者驱除出来。

    辨识、分离并驱除捣乱者，乃是现代医学的营业，至少在纠正由可辨识的微生物引起的疾病时是这样的。把一个处于解体的城市比之于一个生病的有机体，这并非想象力过了头。以梅毒为例。在旧日的医学，在识别出微生物致病机理以前，一个处于晚期梅毒的病人是一个出了毛病的复杂系统。没有任何单一的、可分离的原因。那时，医学的处理方法基本上是瞎鼓捣。不妨试想，假如我们已知道了现代医学的全部，只是不知道微生物感染和螺旋体，将会发生怎样的情况，那么，这一比拟会更加令人瞩目。我们会对种种事情进行干预。通过某种集体心理疗法，去纠正由于麻痹狂而来的思维紊乱；心脏外加主动脉移植以对付心血管梅毒；开出免疫抑制剂来防止脊髓痨中的自动免疫反应；从肝中摘除梅毒瘤，等等。我们甚至还会疑心，在这一特别的“多因素”顽症中，还有紧张在起作用，由此会生出各种关于“整体论”解决方法的建议，从家庭环境的改变，直到白宫关于空气污染作用的调查委员会。要是在从前，我们会忙活着放血，拔罐，泻下，像我们确曾作过的那样。或者画符念咒，或像萨满巫师那样当众跳大神，一阵阵昏倒在地。什么法儿都想得出来，为的是给整个身体带来一线转机。

    这些是未有科学之前的年月里医学干预的经典例子。毫无疑问，这些方法大多数害大于益，画符念咒可能算是例外。

    当然，梅毒的问题现在是简单了。由于确切地知道了螺旋体是捣乱者，所以，你要作的，只是小心地伸过手去，清除这种微生物。假如你能足够快地作到这一点，在整个系统被震坍成碎片之前，系统会自我调节正常，问题就自动解决了。

    在社会系统病理学上，事情无疑更复杂些。可能不只涉及一个捣乱者，也许会有整整一群，没准儿还会有一整个捣乱的系统渗透到了你试图修补的那个系统的方方面而。假如这样，那么，问题也相应地困难些，但仍然有法可想，一旦你找出那个干预的事实，它就是可以解决的。

    有人或许要抗议，说我这样作，是在编制一个新型的假想敌名单，为一些自发的病理事件假想一些外部的因素。难道复杂的社会系统本质上不会不借外因而自发地出毛病吗？且看人口过剩问题。且看卡尔洪（Calhoun）的有名的模式。那些生活拥挤的老鼠种群和它们的恶性社会病态、全都是它们自己的行为偏斜造成的。我的回答是：否。你只需要找出那捣乱者，在这个事件中，就是卡尔洪教授本人，那么，那个系统就会自我纠正。那些老鼠的麻烦，不在于生活拥挤的老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