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定了卡梅隆在苏格兰所作的研究工作。不过，鲍林和卡梅隆在读了这篇论文以后，如果说他们从莫特尔的研究中没有找到明显漏洞的话，那么至少还可以得出结论说，莫特尔并未重复卡梅隆的试验。两者最重要的区别在于，莫特尔进行试验时选定的许多病人以前接受过相当程度的化学治疗，鲍林事先就曾警告过莫特尔，这一因素可能会削弱病人的免疫系统。莫特尔让60名晚期癌症患者每人每天服用10克维生素Ｃ，并且持续了一段时间，其中只有5人以前没有接受化疗和放疗的经历。他们对维生素Ｃ没有反应，并不能说明维生素Ｃ没有疗效，鲍林致函卡梅隆时这样说。“我想，根据这一结果和您观察到的现象，可以得到的结论是，对细胞有毒害作用的化学治疗可能严重地损害了免疫系统，以致抗坏血酸收不到预期的疗效。”

    接受卡梅隆试验的患者则很不一样——在苏格兰，对晚期病人一般采用的治疗方法不像美国的治疗方法那么急功近利——但这一区别在莫特尔的论文中只字未提。莫特尔声称，卡梅隆的病人中有一半曾在以前接受过放疗或化疗，然而，这并不是事实，卡梅隆这样说。在莱汶谷医院接受过这两类治疗的病人比例远远低于50％。

    这是非常要紧的一点，鲍林向莫特尔指出了这一错误，井要求他在论文中予以更正，然后再送到《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去正式发表。然而他被告知说，这一期杂志已经开始印刷，来不及再作更改。

    莫特尔的研究结果发表以后，就有人马上将其作为证据，说明鲍林关于维生素Ｃ和癌症的想法完全是骗人的鬼话。“癌证试验发现维生素Ｃ无益，”这是《医学世界新闻》的一条标题。“莱纳斯·鲍林大吹大擂，声称维生素Ｃ能延长晚期癌症患者的生命，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然而事实证明，这一想法与科学方法是格格不入的。”一时间，全国范围内许多报刊都带上了这一腔调。

    鲍林断然驳斥了这一说法，他写信并接受《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记者的采访，说明莫特尔的研究和卡梅隆的试验存在着根本区别。莫特尔在给《新英格兰医学》写的一篇短文中对这个问题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对自己引述卡梅隆试验中病人接受过其他治疗方法的判断作出了更正。“卡梅隆博士和鲍林博士声称，以前接受过化疗的患者就不可能延长存活的时间，我们认为这一论断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推测而已……根据现有的证据，完全停止使用有一定价值的医治肿瘤的种种方法，只给病人服用大剂量的维生素Ｃ，我们认为这是有损于良心的事。”

    现在，在莫特尔和鲍林之间，斗争的界限已经标得很清楚。自此之后，两人中断了个人之间的通讯联系，转而公开攻击对方所作的研究工作。鲍林指摘莫特尔的试验是权势人物为了反对维生素Ｃ而策划的阴谋的一部分，宣称大多数医生之所以不愿试用新的治疗方法，主要是害怕受到医疗失误的指控。莫特尔则多次公开发表声明，将维生素Ｃ归并为一种医治癌症的假药，就像苦杏仁、圣水、鳄鱼的粪便和木乃伊上的尘土一样。

    说来也巧，这与40年前鲍林与林奇在蛋白质循环结构理论上的争论颇为相像。不过，这次鲍林扮演了林奇的角色。鲍林是突然闯进这一专门领域的门外汉。权势人物根本就没有把他的思想放在眼里。鲍林注意到，他对手的论文很快就能在严肃杂志上得到发表，而他和卡梅隆的论文却经常受到退稿处理。因此，他深切地体会到自己的思想和要求资助的申请之所以被人直截了当地拒之门外，并非是因为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些思想站不住脚，而是因为有些人认为这件事情已经了结。

    也许，鲍林现在能够更好地理解林奇当初的心情了。1940年，林奇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曾将鲍林和他的支持者比喻为“希特勒式的权势垄断集团”，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