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鲍林的声望和他开张不久的研究所的财务状况同时到达了最低点。也许是先前的麦卡锡时代在医学界留下了阴魂，原来安排鲍林对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学生作一次关于维生素Ｃ的报告无端地被取消了。原因在于，作为报告会发起者的一个当地的癌症学会，对邀请鲍林作报告的学生们说，他们将不会支付有关的费用。分校校长认为，任何校外团体都无权决定本校学生听讲的内容，因此，他用学校的钱支付了鲍林这次访问的费用。1974年，似乎是对鲍林作出的一个回答，美国为维生素Ｃ推荐的日摄入量从60毫克降低到45毫克。

    这年春天，卡梅隆又有两篇关于用维生素Ｃ治疗癌症患者的论文，被美国的重要癌症刊物作退稿处理。主要的批评意见是，他没有同时作一次双盲试验，而且在测定其疗效时，用于对照组的类似病例是从医院病史档案中选来的——用医学上的行话来说，这是“历史性对照组”。他得到的结果还有一些不确定因素，因为他的大剂量药方仅用在晚期病人的身上，而晚期病人有可能死于心力衰竭或肾功能障碍，这种情况也许与维生素Ｃ无关，然而会严重干扰统计的结果。鲍林和爱娃在6月份乘飞机抵达莱汶谷医院，亲自考察了卡梅隆是怎样工作的，并且还帮助他修改了论文的手稿。鲍林从理论的角度强化了有关的论点，并且在手稿上加上了自己的名字，这就保证卡梅隆的发现能通过有关人员的审查，最后发表在《化学与生物学的相互影响》杂志上。

    这至少是一件好事，鲍林的研究所也有其需要。他和鲁滨逊在向科研机构筹集资金用于维生素Ｃ与癌症问题的研究方面，并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由此带来的财政危机已十分严重，他们不得不自己掏腰包来维持有关的活动。显然，是应当采取一些具体行动的时候了。

    1974年7月，研究所的小型理事会决定作一些重大的变革。医学科学机构也许不会资助他们的工作了，但是还有一个资金的来源：社会公众。与医生相比，公众对鲍林关于维生素Ｃ的思想一直是比较支持的，他们可以直接呼吁公众向研究所捐款。事实上，各种各样负责癌症捐款的慈善机构这样做已有几十年了。如果募捐顺利的话，那么不但不必让研究所关门，而且还可以进一步扩大，开设一所小型的诊所来进行直接的试验。为了充分利用研究所最重要的资产，他们将它改了名，从中删去了“分子矫正”这个词。一方面，因为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的攻击而败坏了这个名称的声誉；另一方面，不管怎么说，使用这一个名称，对一些可能的捐款人毕竟需要作很多解释。从此以后，研究所的正式名称为：“莱纳斯·鲍林科学和医学研究所”——这一名称得到鲍林的认可，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在筹措资金问题上，将我的名字与研究所联系在一起，看来还是有利的。”

    鲍林对研究所的感情包含着多种的因素，一方面，为了使维生素Ｃ的研究走上正确的轨道，建立这么一个机构是完全必要的；在另外一些方面，这也的确是一件令人头痛的事。就职位而言，他是研究所所长，但他不喜欢行政事务性工作，因此对日常出现的一个个问题采取了放任不管的态度。“我不想在无谓的细节上浪费掉时间，”有一次他对一位采访的记者不无自豪地这样说。“而且，我认为，这也是生活中取得成功的一个秘诀。”他更喜欢将时间花费在旅行和谈论科学问题和维生素Ｃ的讲演上。他一直坚持对化学键和其他问题的研究，每年都要发表若干篇论文，余下的时间则是与爱娃一起度过的。

    此时，他比过去更加关心爱娃了。几年来，爱娃的健康不时地成了他一块心病；她在1967年下半年曾遭受一次小中风——这是一场令人可怕的经历：午夜时分叫来一辆救护车将她送到圣地亚哥的医院。不过她很快就痊愈了——随后，在1972年，爱娃又接受了一次白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