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根据鲍林的估计，它所产生的作用在统计学上是显著的。

    鲍林发现，在维生素Ｃ与感冒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其他一些报告也有同样的情况——维生素Ｃ产生的某种功效未受到人们的重视。这是令人困惑不解的现象。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医生似乎一门心思企求找到一种特效药，因而对显示出来的部分功效就不感兴趣了。他们使用的剂量都比较低（在早期的研究中，一般只有150—250毫克——这虽比美国的日荐量高了好几倍，但比鲍林和斯通认为具有保护性的剂量却要低许多倍），而且他们希望寻找的是一种药效很强的物质。

    鲍林认识到，问题就在于学者们的意图是让维生素Ｃ起到一种药品的作用。在检验药物疗效时，传统的做法是弄清楚药物剂量的微小改变能不能引起疗效的巨大差异，而剂量过大就可能产生致命的影响。一般的倾向是期望相对较小的剂量能带来重大的疗效。

    但是，在鲍林眼里，维生素Ｃ只是一种营养品，并非是药物。在医学研究人员看到某种细微的疗效时，他认为理所当然地应当采用更大的剂量去作进一步研究。鲍林在查阅有关文献时，至少发现有一份报告，表明如果作下一步研究将会发生怎样的结果。1961年，一位名为李泽尔的瑞士学者对279名滑雪者作了一次试验，他给其中一半人每人每天服用1000毫克的维生素Ｃ——这是明尼苏达大学研究所用剂量的5倍多——另一半人则服用安慰剂。李泽尔发现，与服用安慰剂的滑雪者对照，服用抗坏血酸的滑雪者患上呼吸道感染的天数少了61％，而且患者的症状减轻了65％。

    鲍林认为，这是有利于自己想法的一个非常有力的佐证。将其绘成示意图，沿着基线标明维生素Ｃ的服用量，沿着边线标明对感冒的影响，那么，从明尼苏达研究的结果出发（较小剂量产生较小影响），就会有一条直线指向瑞士的研究结果（较大剂量产生较大的影响），鲍林还找到了另外一些论文，其结果与这种图形是完全吻合的。的确也有一些考察过的研究结果根本就看不出任何影响——鲍林估计这种情况是由研究本身的缺陷造成的，有些研究者所用的剂量太小，试验周期也太短，有些研究者则因为故意的失察或无意的盲目视而不见有关的结果——但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有那么一小批认真进行的临床研究支持鲍林和斯通关于维生素Ｃ和健康的一般性理论：服用的维生素越多，越接近越大剂量的标准，患病的概率就越小，即使患病，症状也越轻。鲍林查阅文献后得知，抗坏血酸对其他方面的一些疾病，如小儿麻痹症和癌症，也有良好的效果。不过，在文献中，有更多的实例涉及到普通感冒的作用。

    1970年春天，鲍林打算将自己的发现分之于众了。

    他认为自己不能再等待。他心里想，有过硬的证据表明，这是一种价格便宜、容易买到的营养品，至少可以用来使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免生折磨过千百万人的一种疾病。再说，也许会带来比这更有意义的结果。鲍林曾经读到过一些资料，说是在冬天为大雪封闭的几个小村庄，村民们谁也不会生感冒，因为此时根本就不存在呼吸道病毒源。但是，当春天来临时，有客人造访，他们也把感冒带进了村庄，每个人都将是受害者。如果服用维生素Ｃ，许多人增强了抵御感冒的免疫力，那又将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呢？世界上流行着两百多种感冒的病毒，它们复制自身的地方会减少很多；流行感冒的情况会缓解；感冒病毒的数量也会减少。“如果在世界范围内降低感冒的发病率，”鲍林心里想，“那么普通感冒也会像英伦三岛的天花一样彻底地消失。我可以预测，也许再过十年或二十年，世界上有些地方就能达到这一个目标。”广泛而又适当地应用维生素Ｃ，也许就意味着普通感冒的终结。

    当然，这不但会大大减轻这个世界上人们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