颇具讽刺意味的现象，黑人和白人是分开用餐的——吃过饭以后，他们又待在～起听施韦策用法语讲解一些有关宗教的问题。一个星期后，鲍林应邀作一次饭后的演讲，题目是镰状细胞贫血症。这种病在当地很流行，但医院员工对这方面的知识却非常缺乏。鲍林用漂亮的德语讲了45分钟，给员工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施韦策在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在打瞌睡，直到讲课快要结束时才醒来，正好有一点时间布道，他朗读了使徒保罗的信件。

    后来，施韦策开始邀请鲍林到他的住所作私下的交谈，每晚一小时左右。他们用德语谈论了核试验。消除放射性尘埃的必要性。放射性对健康的影响、世界政治等方面的问题。就像爱因斯坦一样，施韦策“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刻，”鲍林说，“我还记得，我们在所有问题上的看法都是一致的。”

    然而，在其他方面，鲍林夫妇就感到不那么愉快了。爱娃始终没有受到邀请进入施韦策住所，她只能在饭桌上有机会与他搭讪几句。“在这一点上，他比爱因斯坦要守旧得多，”鲍林评论道。施韦策对待病人的态度也是令人失望的。“很清楚，他并不认为这些人员与他是平等的，”鲍林说。“他几乎没有做什么事使他们受到较好的教育，也没有设法改变他们生活的方式。”一直到后来，他们才比较清楚，施韦策的医疗态度是怎样在非洲文化背景下形成并与之适应的。不过，此时此刻，他们感到很失望。这位白人奇才并不是圣贤，看上去倒更像是一个种族隔离主义者，他自命不凡，只是向少数几个欧洲员工喋喋不休地谈论一些晦涩难懂的宗教课题。如果说，鲍林想要找到一位像爱因斯坦那样的父亲式人物的话，那么施韦策显然不够格。

    他和爱娃又从非洲直接赴广岛，去参加第五届禁止原子弹和氢弹世界大会。会上，鲍林作了主题发言，题目是：“我们的选择：在原子弹下死亡，还是要世界法律”。鲍林利用自己在世界上不断提高的威望，倡议发表一篇简短的声明，概括介绍大会关心的问题，以易于公众的了解。

    但是，他这种牌号的科学和平主义并没有得到每一个人的响应。广岛呼吁书第一稿是由鲍林起草的，在大会上宣读时，听众中的左翼分子大喊大叫地起哄，认为它口气太软了。接着就发生了长时间七嘴八舌的争论。有些人要求在文件中加进一些更加尖锐的词句，也有一些人赞成鲍林这种以理服人的做法。在大会进行过程中，英国核裁军运动的激进派代表曾一度走出会场以表示不满。鲍林根本未料到会出现这么闹闹吵吵的场面，不过，他还是帮助找到了一种折衷的做法，这反映在最后拟定的呼吁书中——其中包括：点名谴责美日安全条约，反对日本装置核弹头，等等——呼书得到一致的通过。‘哦们都非常满意这次会议的结果，”鲍林在随后写给罗素的信中这样说。

    正如杜布里奇所说的那样，鲍林几乎完全忘了科学研究的事。在这之前的两年里，他所作的唯一重要的新研究就是回答有关放射性尘埃的争论中提出的问题：两篇刊登在杂志上的文章论述了碳14和锶90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另一篇不寻常的文章介绍了长寿与肥胖之间的关系——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反击特勒关于放射性尘埃与身体超重一盎司的危害性相同的结论。其余的文章全是以前工作的小结、书评，还有为左派刊物撰写的大量科普性文字，主要是说明核试验的危害性。

    随着华盛顿当局态度的改变，主流报刊终于开始刊登赞成禁试的文章了。8月下半月，《星期六晚邮》发表了一篇专门的报道，它由两部分组成，标题为“放射性尘埃：无形的杀手”。这是第一次由一家发行量很大的杂志正式肯定鲍林和其他反对核试验的科学家所持的主张，尽管此文仍然认为鲍林的数字大悲观，并且引述了一些评论家的话称，鲍林对危害的估计比有关的证据来得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