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编于田赋焉。澎湖产鱼盛，以海为田，琅入台后，据为私有，岁收规费千二百两。及许良彬至，奏请归官，以充提督衙门公费，而行家任意苛求，渔民多受剥，深以为苦。乾隆二年，下谕禁革，命总督郝玉麟饬地方官照例，编列鱼舟号数，以时稽查。夫鱼舟有大小，计担征饷，每担七分七厘。次曰尖艚，每只八钱四分。次曰杉板，每饵四钱二分。网一张则三两五钱，小者一两七钱五分。箔者削竹如帘，长十余丈，立海坪，乘潮汐以捕鱼也，每张一两二钱六分。沪者筑土围，高尺余，缺其门以入潮水，而置网以捕鱼也，每口八钱四分。缞垂饵以钓也，每条五两八钱八分。縺亦钓也，饷与缞同。罟也，■也，罾也，均用以捕鱼，而得鱼之多少不同，故征饷之轻重亦别：罟一张十一两七钱六分，■五两八钱八分，罾四两二钱。乌鱼旗者亦谓之藏，每冬至前，乌鱼自北而南，多以万计，渔户先时领旗，旗征饷一两二钱，钤盖县印，列号备查，凤邑最多。此水饷之大略也。

    同治十三年冬十二月，钦差大臣沈葆桢奏言：“旧例台湾鼓铸锅皿农具之人，须向地方官举充，由藩司给照，通台只二十七家，名曰铸户。其铁由内地漳州采买，私贩者治罪。迩来海口通商，铁觔载在进口税则。昔杜内地之出，今自西洋而来，情形迥异。而不肖兵役人等，往往借端勒索，该铸户亦恃官举，任意把持，民甚苦之。又台产竹竿，向因洋民不靖，恐有接济，因禁出口，以致竹竿经过口岸，均须稽查。不知海船蒲布皆可为帆，无须用竹，立之厉严，徒为兵役留一索诈之端，民间多一受害之事，应请无庸查禁。”诏可。

    光绪三年春，巡抚丁日昌既视台湾，亲见杂税之苦，奏请蠲除。其言曰：“查台郡当郑克塽归诚时，仅有台湾、凤山、嘉义三县之地，其彰化县、淡水、噶玛兰两厅，皆系后辟之土。东至内山，西至海，地皆浅狭，唯南北袤长。计台、凤、嘉三县合长二百九十里，其额征供谷十三万余石，而后辟之一县两厅合长五百八十里，仅征供谷五万六千余石。核计彰、淡、兰之地，比台、凤、嘉几多一半，而所征之谷，反不及一半，何也？盖凤、台、嘉开辟之地较早，所征税则皆沿郑氏之旧，而彰、淡、兰新垦之地，则由朝廷新定科则，故赋课较轻也。然其为民累者，则莫如杂饷。查杂饷名目繁多，内如归化生番，无亩可计，无粮可科，以纳鹿皮为饷。而所谓塭饷者，则征于畜鱼之所，所谓塭饷者，则征于熬糖之所，虽谓苛细，而稽其赢利，酌取一二，以益正供，于民尚无大损也。他如海水支流曰港，洼深积水曰潭，凡可养鱼之所，则如塭饷征收。而小道可通之处，竹筏小艇运货往来，亦按照征收。又如建屋之基，磨面之场，瓦窑、菜园、槟榔、番檨之类，莫不按数征饷。若其征诸渔户者，曰罟，曰罾，曰罾，曰■，曰箔，曰縺，曰网，曰沪，曰乌鱼旗，吏役勒索，横取穷民。而佣户渔人又多去来无定，官役不能尽悉，假手土豪，出为揽办，豫纳承充之费，垄断浮收，舐糠及米，输于官者十，取于民者百，民奈何而不困耶？臣到台后，查悉各弊，则拟稍为厘剔，而各项名目琐碎，影射牵连，非尽断葛藤，终难以绝弊窦。除番饷、塭饷、廍饷之外，其港、潭等项杂饷，统计各属共征银五千二百二十三两九钱六分五厘，均应豁免，以除民累。伏查台、凤、嘉三县正供，征收既重，而杂饷名目犹繁。小民终岁勤劳，所得无几，而一经吏役隳突叫嚣，遂有枷棒在手，鸡犬无声之叹，民困何由而苏，元气何由而复乎？且此项杂饷，征收不过数千余两，就地支发，归入奏销。台湾近年出产茶叶、樟脑等厘税，均属新征，较此多至数倍。而台北现议开矿，则地利更可勃兴。谨将前项杂饷查列清单，请自光绪三年起，永远一律蠲除。”诏可。台人大说，至今犹称颂焉。

    契税为入款之一，亦杂税也。旧例每百圆缴税并费共十三圆，人民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