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的早期阶段可能希望成为一个好人一样，现在他希望成为一个正义的人。去正义地行动和促进正义体制的观念，开始对他产生了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同以前的次要理想所具有的吸引力相类似。

    在对这种原则的道德可能会怎样发生这一点进行推测时（这里所说的原则是指诸如在原始状态中得到考虑的那些基本原则），我们应该指出，团体的道德十分自然地导致了对正义标准的了解。无论如何在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里，不仅这些标准规定了普遍的正义观，而且对政治事务有兴趣的公民以及拥有立法、司法和其他类似职位的人，必须经常地应用和解释这些原则。他们必须经常地采用别人的观点，这不仅是为了弄清楚他们将需要什么和可能做什么，而且也是为了在相互竞争的要求之间取得平衡，为了对团体道德的各种次要理想进行调整。实行正义原则，需要我们去采用四阶段序列（第31节）所规定的观点。我们应按照不同情况，采用制宪会议的观点，或立法机关的观点，或诸如此类的观点。最后，一个人就会掌握这些原则，了解它们所保证的价值以及它们使人人都得到好处的方式。这样，通过第三条心理学法则，就使这些原则得到了承认。这条法则说明，一旦爱和信赖的态度以及友好感情和互相信任的态度按照前面的两条心理学法则宣告产生，那么，承认我们自己以及我们所关心的那些人就是某种既定的并且持续存在的正义体制的受益者，往往会使我们产生相应的正义感。一旦我们认识到符合正义原则的社会安排如何促进了我们的善和促进了同我们一起加入团体的那些人的善，我们就产生了一种应用这些原则并按这些原则办事的欲望。到适当的时候，我们就能对正义的人类合作的理想进行正确的评价了。

    正义感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它使我们承认适用于我们并使我们和我们的同伴从中得益的正义体制。我们希望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来维护这些安排。即使我们不会受到我们通过具体的伙伴之情的联系而予以利用的那些人的约束，但如果我们不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我们往往也会产生犯罪感。也许他们还不曾有足够的机会来表明他们愿意尽力的明显意图，因而根据第二条心理学法则，他们不是同情的对象。另一方面，所说的体制安排可能十分庞大，还不能普遍地建立起具体的约束。总之，把全体公民约束在一起，一般不是通过个人之间的同情关系，而是通过对普遍正义原则的承认。虽然每一个公民是某些公民的朋友，但任何一个公民绝不是所有公民的朋友。不过，他们对正义的共同忠诚，提供了他们可以用来裁定他们的分歧的一种统一的观点。其次，正义感产生了一种为建立（至少不是反对）正义体制，为按照正义的要求改革现存体制而努力的意愿。为了促进正义的安排，我们希望按照自然责任来办事。这种意愿不仅仅对确认我们的善的那些特定安排起了支持作用，它还为了更大团体的善而设法把这些安排所体现的观念扩大应用于其他情况。

    当我们违反了我们的正义感时，我们就根据正义原则来说明我们的犯罪感。因此，对这种犯罪感的说明完全不同于对权威和团体的犯罪感的说明。现在，全面的道德发展已经实现，我们第一次体会到了严格意义上的犯罪感；这种情况也适用于所有其他道德感情。就儿童的情况来说，他还不能理解道德理想的观念以及意图与动机的关系，因此，（对原则的）犯罪感的合适背景是不存在的。就团体的道德来说，道德感基本上决定于对特定个人或团体的友好和信任关系，而道德行为的根据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得到同伴们的赞同的。即使在这种道德要求的更高阶段，情况也可能仍然如此。如果个人按照自己的公民角色，充分了解了正义原则的内容，那就可以使他们按照这些原则来办事，其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于他们对一些特定个人负有义务，对自己的社会产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