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历史，每一朝代都是如此。怎么来的江山，也将怎么样的失去；怎么样取得的政权，也是怎么样的交出去。仔细研究外国的史实，又何尝逃过此一法则。

    我们随手举一个例子，宋朝的皇帝赵匡胤，据说他自己并不想当皇帝，而是陈桥兵变，部下们硬把皇帝所穿的黄袍加在他的身上的。当时的皇帝，是后周的柴荣。

    他在位时死了，儿子还小，只有六七岁，而赵匡胤是柴荣当时的殿前点检使，等于是宪兵总司令或首都卫戍司令等要职。就在陈桥兵变中，黄袍加身当了皇帝，所以到了元初，在宋朝垮了的时候，有人非常感慨地作了两首诗说：“记得陈桥兵变时，欺她寡妇与孤儿。谁知二百余年后，寡妇孤儿又被欺。”“卧榻而今又属谁？江南回首见征旗。路人遥指降王道，好似周家七岁儿。”

    我们再看清朝，进主中国，是孤儿寡妇入关，而最后一代皇帝，又是寡妇孤儿悄然出关。因果报应，丝毫不爽。读了元人那首诗，我也曾经依样画葫芦的写过一首：“寡妇孤儿自入关，便宜占尽此江山。果然二百余年后，母子君臣出塞难。”

    博仪登基接受群臣朝贺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孩子。抱他坐上金銮殿的大交椅上时，他大哭起来，他的父亲摄政王拍拍他，安慰说：“不要哭，快完了！”果然很快就完了。这就是“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的道理。所以国家也好，个人的事业也好，都是怎么起来，也是怎样下去。经过时间的证明，长期观之，可以说是必然律的回互，并非偶然如此的。

    至于《孟子》书中的“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这两句文言，尤其别具韵味，而且也特别悲凉。岂但战国时代的老百姓们如此，几乎世世代代的老百姓，都是过着这种艰苦的日子。“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大地尽是一片流民饥荒的景象。悲凉，惨痛！岂是言语文字所能尽其形容的。社会的贫病到了这种情形，便正如左宗棠的诗所说：“世事悠悠袖手看，谁将儒术策治安。国无苛政贪犹赖，民有饥心抚亦难。”不过话说回来，我们且看所谓工商业发达的社会现象呢？

    虽然没有孟子这两句话那样悲惨，但是在物质文明发展之下的一般社会状况，农村乡镇的衰落偏废，都市文明的畸形发达，它的变相结果，也有“老弱困守故土，壮者散处四方”的景况。尤其对我们一般具有出国狂热的心理病态的社会而言，也同样会有此悲鸣，岂但只是衰乱时势如此而已！

    除此以外，由邹穆公与孟子这一段对话中，引出一个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上极重要的问题，需要特别加以讨论。

    根据本文邹穆公的发问，认为他的国家有了重大的变故，而一般守上有责的高级干部们，死难的不少，但是他们的部下，以及基层的民众们，根本视若无睹，好像毫不相干似的。我们平常也都读过《孟子》，但是重点往往被《孟子》的文章才气掩盖过去。甚至可以说，我们被古文语调困住了，忽略了其中有两个极其重大的基本问题。孟子当时既非尽情发挥得明明白白，我们后世读来，也未仔细寻思，只是马马虎虎地读过去了。

    在中国文化政治哲学的传统道德中，过去的历史上，“君道与国共存亡，臣节尽忠死国事。”这是不易的原则。自三代以后，春秋以下，无论君主政体与否，这个民族文化、民族教育的基本精神，是始终不变的。这种根基深厚的民族精神，当然，最具体而得力的，便是孔子着《春秋》以后的孔孟一脉的儒家学术思想。而在宋、元以后，再根深蒂固地往下层扎下根基的，则归功于几部有关历史故事的小说，如、《精忠岳传》等等，把固有文化道德仁义的精神，如重然诺守信义的义气风范，融会在国民生活的每一环节，打入每一个人心，打入每一代子孙心坎深处。加上宋明以来理学家们在臣道、臣节上的深厚修养与发挥，因此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