伐魏者，受魏之壁马也。”

    王以谓淳于髡曰：“闻先生受魏之壁马，有诸？”

    曰：“有之。”

    “然则先生之为寡人计之何如？”

    淳于髡曰：“伐魏之事不便，魏虽刺髡，于王何益？若诚便，魏虽封髡，于王何损？且夫王无伐与国之诽，魏无见亡之危，百姓无被兵之患，髡有璧马之宝，于王何伤乎？”

    《史记》在《田完敬仲世家》中，述说齐宣王好养士，就好像开了一个议院或参政院，也相当于现在的研究院。如云：

    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骄、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

    因此，促成相国孟尝君——田文跟着他学样，也喜好养士。甚至，孟尝君与齐宣王还争相养士，大家熟知的冯援弹铰，毛遂自荐，以及鸡鸣狗盗之徒等，统称他的门下，号称有食客三千之多。高明之士如鲁仲连，也是孟尝君的座上客。

    由于齐宣王和孟尝君争相好客，而开创了战国时期的养士风气。此后，魏国有信陵君，赵国有平原君，楚国有春申君，都以好客养士号召，名动诸侯，而影响于国际之间。

    不过，养士的风尚，除非有魏文侯、齐宣王、燕昭王的环境、器度与见识，或者还可以利多弊少。到了战国末期，自孟尝君、信陵君以后，其余大公子们的养士，利弊就很难说了。甚至可说弊多于利。人与人间的交情，主客之间的感情，不是基于利害关系的，实在不多。即如孟尝君晚年，被逐去齐，虽然经过冯讠爰设法，仕魏、居薛，如狡兔之有三窟，但后来他重返故国后，再也不能恢复昔日的风光。那些门客大都各奔前程，而孟尝君也由此勘破了人情世故。

    孟尝君逐齐而复反，谭拾子迎之于境，谓孟尝君曰：“君得无有所怨齐士大夫。”

    孟尝君曰：“有。”“君满意杀之乎？”孟尝君曰：、“然。”谭拾子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尝君曰：“不知。”

    谭拾子曰：“事之必至者，死也；理之固然者，富贵则就之，贫贱则去之，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请以市谕，市朝则满，夕则虚，非朝爱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通无）故去，愿君勿怨。”

    孟尝君乃取所怨五百牒（书所怨之人）削去之，不敢以为言。孟尝君既反，因谢病，老于薛。

    后来，赵国的大将廉颇，屈而再起，也曾有过孟尝君门下士同样翻版的情形。

    齐宣王时代，养士的风气是这样的盛行，而游说之士在齐国又这样的多，但总是仰承君王的鼻息，或者相公的喜怒，而取得个人的富贵功名，以至于谋生而已。

    像我们的亚圣孟老夫子一样，特别受到齐宣王的重视而处处待之以礼，确是异乎寻常。无奈人情重利而轻高远，所以孟子教之以仁义之道，齐宣王不是不知道，实在是做不到。这也是孟子所说的“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反过来说，孟子学孔子，毕竟成为千古歌颂的圣人，这也就是孟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行径。所以后来淳于髡替孟夫子难过，想要影响他改变作风。但孟子始终特立独行，不愿曲学阿世。所以《孟子》全书所说的，都是古今不移的大经大法，都是正面文章，他绝不肯说侧面的谀词。

    像淳于髡，他便不同了。有一次，孟尝君的封邑薛国有难，齐宣王并不想出兵相救。结果，淳于髡一片滑稽说词，又打动了齐宣王救薛的心思了。

    孟尝君在薛，荆人攻之，淳于髡为齐使于荆还，反过薛，而孟尝君令人礼貌而亲郊迎之。谓淳于髡曰：“荆人攻薛，夫子弗忧，文无以复侍矣。”淳于髡曰：

    “敬闻命。”

    至于齐，毕报。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