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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布尔》 拉西姆与都市专栏作家
    1880年代末的某天清晨——阿布杜勒哈米德展开他为期三十年的“专制统治”后不久——一名二十五岁的记者坐在巴比阿里小报《幸福报》的报社桌前。忽然间门倏地打开,一个戴红毡帽的高个子男人,身穿红色厚呢料衣袖的“某种军装”,大步跨入室内,他看了年轻记者一眼,喊道:“过来!”年轻记者诚惶诚恐地站起身来。“戴上你的毡帽!走吧!”记者跟着穿军装的男人坐上等在门口的马车,一同离去。他们默默地过加拉塔桥。才走一半,容貌俊美的年轻记者鼓起勇气问他们上哪儿去,然后静候答案。

    “去见巴司玛贝因席(苏丹的首席秘书)!他们叫我立刻带你去!”年轻记者在宫廷接待室待了一段时间后,坐在大桌前胡子花白的男人愤怒地看了他一眼。“过来!”这男人叫道。他面前摊着一份《幸福报》。他怒冲冲地指着报纸问道:“这是什么意思?”年轻记者不懂问题何在,男人于是喊了起来:

    “叛徒!忘恩负义!我们该把你的头扔进臼里,捣成肉酱!”

    虽然怕得半死,记者还是注意到惹麻烦的是一位已故诗人的诗。诗中的叠句是“春天是否永远不来?春天是否永远不来?”他想解释,便说:“阁下……”

    “他还不肯闭嘴……去站在门口!”苏丹的首席秘书说道。记者站在外面浑身颤抖了十五分钟,再次被领进里面。但年轻人每回尝试开口说明他不是诗的作者,便再一次遭受愤怒的抨击。

    “自大狂!畜生!混账!无耻之徒!妈的!都去死吧!”

    当年轻记者领会到他不能发言,便鼓足勇气,拿出口袋里的印章,放在桌上。苏丹的首席秘书读了印章上的名字,立即明白这是一场误会。

    “你叫什么名字?”

    “拉西姆。”

    四十年后拉西姆在回忆录《作家与诗人》中讲述这件事,他说当首席秘书意识到属下带错了人,态度随即改变。“请坐吧,小兄弟,”他说,“你不介意我这么叫你吧?”他拉开抽屉,示意要拉西姆走近,递给他五里拉,说:“得了。这件事别说出去。”如此打发了他。拉西姆以他一贯的活力与幽默道出这一切:以日常小事增添故事的文采,成为他的特点。

    他对生命的热爱、他的机智以及专业带给他的喜悦——这一切使拉西姆成为伊斯坦布尔的著名作家之一。他能使吞没小说家坦皮纳、诗人雅哈亚和记事录作者希萨尔的后帝国忧伤,与他用之不竭的精力、乐观与兴致保持平衡。跟热爱伊斯坦布尔的每一位作家一样,他对其历史很感兴趣,也写过相关著作,但由于他谨慎约束自己的忧伤,因此不曾怀念“失落的黄金时代”。他不把伊斯坦布尔的过去看做神圣的宝库,也不去挖掘历史,寻找可能让他写出一部西式巨著的真实声音,他宁愿像城里大多数人一样,局限在当下:伊斯坦布尔是个有趣的居住地,不过如此而已。

    和他的大部分读者一样,他对东方西方的问题或是“推动我们的文明改造”不感兴趣。对他而言,西化产生了新一批装腔作势者,其矫揉造作的新姿态是他乐于揶揄的对象。他本身在青年时代的文学活动——他写过小说和诗,但两项努力皆未成功——使他对任何暗示卖弄或狂妄的事物皆表怀疑,开尖刻的玩笑。他嘲弄自命不凡的伊斯坦布尔诗人念诗的种种方式,他们模仿高蹈派和颓废派诗人,甚至拦下路人作即兴演出,他的文人同胞们有办法把任何对话直接引到他们自己的生涯问题,于是你立即感觉到他在他自己与西化的精英之间划上某种距离,这些精英跟他一样,大半住在巴比阿里出版区。

    但拉西姆却是作为报社专栏作家——或以当时流行的法语词“feuilletoniste”称之——找到了自己的声音。除了心血来潮的牢骚,偶尔假装的兴致,他对政治不感兴趣。说到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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