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观东斋《风雨》之作，固亦写其一时之所感遇。风止雨息，而感遇之怀亦不知其所如矣，而犹讽咏嗟叹于十年之后，得非类于梦为仆役，觉而涕泣者欤？夫其隐几于蓬窗之下，听芹波之春响，而咏夜檐之寒声，自今言之，但觉其有幽闲自得之趣，殊不见其有所苦也。借使东斋主人得时居显要，一旦失势，退处寂寞，其感念畴昔之怀，当与今日何如哉？然则录而追味之，无亦将有洒然而乐、廓然而忘言者矣！而和者以为真有所苦，而类为垂楚不任之辞，是又不可以与言梦者；而与东斋主人之意，失之远矣。

    士之登名礼部而进于天子之廷者，天子临轩而问之，则锡之以制；皆得受而归，藏之于庙，以辉荣其遭际之盛；盖今世士人皆尔也。丹阳汤君某登弘治进士，方为行人，以其尝所受之制属某跋数语于其下。

    或曰：“子言之则然耳。为是说者，以《伊训》之书‘元祀十有二月’，而证周之不改月；以《史记》之称‘元年冬十月’，而证周之不改时；是亦未为无据也。子之谓周之改月与时也，独何据乎？”曰：“吾据《春秋》之文也。夫商而改月，则《伊训》必不书曰‘元祀十有二月’；秦而改时，则《史记》必不书曰‘元年冬十月’；周不改月与时也，则《春秋》亦必不书曰‘春王正月’。《春秋》而书曰‘春王正月’，则其改月与时，已何疑焉！况《礼记》称‘正月七月日至’，而前汉《律历》至武王伐纣之岁，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戊午，师度孟津；明日己未冬至；考之《太誓》‘十有三年春’、《武成》‘一月壬辰’之说，皆足以相为发明，证周之改月与时。而予意直据夫子《春秋》之笔，有不必更援是以为之证者。今舍夫子明白无疑之直笔，而必欲傍引曲据，证之于穿凿可疑之地而后已，是惑之甚也。”曰“如子之言，则冬可以为春乎？”曰：“何为而不可？阳生于子而极于已午，阴生于午而极于亥子。阳生而春，始尽于寅，而犹夏之春也；阴生而秋，始尽于申，而犹夏之秋也。自一阳之复，以极于六阳之乾，而为春夏；自一阴之姤，以极于六阴之坤，而为秋冬。此文王之所演，而周公之所系，武王、周公，其论之审矣。若夫仲尼夏时之论，则以其关于人事者，比之建子为尤切，而非谓其为不可也。启之征有扈，曰‘怠弃三正’，则三正之用，在夏而已然，非始于周而后有矣。”曰：“夏时冠周月，此安定之论，而程子亦尝云尔。曾谓程子之贤而不及是也，何哉？”曰：“非谓其知之不及也。程子盖泥于‘行夏之时’之言，求其说而不得，从而为之辞，盖推求圣言之过耳。夫者，夫子议道之书；而《春秋》者，鲁国纪事之史。议道自夫子，则不可以不尽；纪事在鲁国，则不可以不实；‘道并行而不相悖’者也。且周虽建子，而不改时与月，则固夏时矣，而夫子又何以行夏之时云乎？程子之云，盖亦推求圣言之过耳，庸何伤？夫子尝曰：‘君子不以人废言’，使程子而犹在也，其殆不废予言矣！”

    见素林公闻宁濠之变，即夜使人范锡为佛郎机铳，并抄火药方，手书勉予竭忠讨贼。时六月毒暑，人多道暍死。公遣两仆裹粮，从间道冒暑昼夜行三千余里以遗予，至则濠已就擒七日。予发书，为之感激涕下。盖濠之擒以七月二十六，距其始事六月十四仅月有十九日耳。世之君子当其任，能不畏难巧避者鲜矣，况已致其事，而能急国患逾其家如公者乎？盖公之忠诚根于天性，故老而弥笃，身退而忧愈深，节愈励。呜呼！是岂可以声音笑貌为哉！尝欲列其事于朝，顾非公之心也。为作佛郎机私咏，君子之同声者，将不能已于言耳矣！

    正德丁丑三月，奉命征漳寇，驻车上杭。旱甚，祷于行台。雨日夜，民以为未足。四月戊午，寇平，旋师。是日大雨，明日又雨，又明日复雨。登城南之楼以观农事，遂谒晦翁祠于水南，览七星之胜概。夕归，志其事于察院行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