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曰：“有人说：‘公孙衍、张仪，岂不是大丈夫，一怒而各国恐惧，不怒则天下战火全熄？’孟轲说：‘那算什么大丈夫？一个人坐的是正当的位置，做的是正当的事情；当权时跟人民同甘苦，无权时自己修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才是大丈夫。’”《法言》曰：“有人说：‘张仪、苏秦，在鬼谷子那里学习纵横之术，各使中国维持十余年的和平，是不是有这回事？’扬雄说：‘一群骗徒而已，圣人对他们深恶痛绝。’那人说：‘表面上信仰孔丘的学说，实际上却做张仪、苏秦所做的事，怎么样？’扬雄说：‘这就好像听起来是凤凰美丽的鸣声，却长着一身凶禽的羽毛。’那人说：‘可是，端木赐(子贡)也干过这种勾当。’(前484年，齐国攻击鲁国【首府曲阜】，孔丘派他的学生端木赐到吴王国【首都姑苏?江苏省苏州市】请求救助，吴、鲁联军大败齐军。《史记》赞扬说：“端木赐一出，使鲁国生存，齐国败乱，吴王国力竭残破，晋国坐以强大，越王国【首都会稽?浙江省绍兴市】奠立霸权基础。”)扬雄说：‘端木赐的动机是追求和平，张仪、苏秦的动机是追求富贵，两者并不一样。’那人说：‘张仪、苏秦，真是难得的奇才，抛弃传统的渠道，用他独立的奋斗方式。’扬雄说：‘对于巧言令色的佞幸之辈，有见识的人才能辨别。并不是不看重他的才能，而是那种所谓的才能，不为我们所认同。’”

    孟轲跟张仪、苏秦一样，也是周游列国，推销政治理想的高级知识分子之一。可是，司马光和扬雄，对此却只字不提。战国时代，各国危急，犹如一家正在大火熊熊，张仪、苏秦教他们如何汲取山涧里的水扑救。而孟轲却教他们事先防火，和平时挖井；而又没有指出如何防火和如何挖井。对于运转庞大的专制政治，儒家学派唯一的法宝是“圣君贤相”，一旦君不圣、相不贤，可就只好干瞪眼。在这种情形下，只有傻子才相信儒家那一套——偏偏就出了一个傻子：燕王国二任王姬哙，他照葫芦画瓢，效法禅让童话，把王位禅让给子之，结果带来千万人死亡。大家不但不同情他、不支持他，反而因为他搞砸了锅，破坏了“禅让”美好的形象，纷纷大骂。

    孟轲惨败在实务性的高级知识分子之手，一肚子气。所以当人们一致公认张仪、苏秦是大丈夫的时候，他坚决反对。什么叫“正位”？国王任命的宰相，是不是正位？什么是“正道”？有计划地追求和平，是不是正道？如果那还不是“正位”、“正道”，那么，孟轲仆仆风尘，东奔西跑，难道想当天子或想当国王？难道想要屠杀人民？至于“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确实是人生最高的品质，也确实是大丈夫，但那仅是个人的修养，只可以作为最高的道德指标，不能用来衡量对国家社会的贡献。孟轲幸亏已不在人世，否则，我们就要求他开一个“大丈夫”名单，看看哪些人可以上榜。

    扬雄是动机论者，指出端木赐求的是和平，张仪、苏秦追求的是富贵。他有什么积极证据，证明端木赐不追求富贵？又有什么积极证据，证明苏秦、张仪并不追求和平？如果我们认定苏秦、张仪是追求和平，端木赐是追求富贵，扬雄又如何反驳？孔丘和孟轲，就曾仆仆风尘，东奔西走，说破唇舌，希望二者全都到手。问题只看你追求时用的方法，和追求到手后做些什么。能够“安中国者，各十余年”，已经够人民顶礼了。

    我们并不歌颂张仪、苏秦，理由跟儒家系统不同。他们主要的缺点是他们根本没有立场，也没有理想，不过是官场上，靠条陈过日子的两大政客。但他们毫无凭借，唯一的凭借是自己的能力。笼罩中国数千年之久的封建社会，司马光所赞誉的礼教——贵者恒贵，贱者恒贱，到此被这一群不安于礼教的大小人物突破，而且还发生实质上的影响。

    赵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