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我的另一位同学M也被捕了,罪名是拍摄绝密的军事基地照片,是被苏联收买的特务。班主任在班上当众宣布,并以他和F十五岁就犯罪的事实,教育我们“吸取教训”。几十天以后,M却被无罪释放了。他回到班上,人瘦了一圈,苍白着,慢慢讲说怎样在牢里分食死去囚犯的食物。他家住的楼房距江青和其他“中央领导”的庭园“钓鱼台”不远。一日他偶然在阳台上拍照,晚上正在吃饭便来了警察,没收了胶片,带走了人。这就是事情经过。据说M拍照时被园内高倍监视镜发现,于是被祸。其实“钓鱼台”内林木繁茂,别说普通照相机,就是卫星也难见端倪,这也许是M终于被释放的原因。至于他怎样在班主任口中成了骇人听闻的苏联特务,其证据何在,是根本不值得问的,正如警方在释放M时所说:抓你,是对的。放你,也是对的。幸好M平素老实,父亲是写文章的书生,又是一级领导干部,不然,偷拍“钓鱼台”其实是比苏联特务更大的罪名。M以后也做了军人,退伍以后在电视台做摄影记者,我去看他,他正扛着摄像机到处跑。提起旧事,他淡淡一笑。他在同学中的外号叫“木驴”,跟姓有关,也是说他的木讷安详。

    张晓翔的外号叫做“瞎驴”。他近视得厉害,摘掉眼镜眼神就天真起来,仿佛第一次看见世界那样害羞。也许是风气的缘故,同学之间的外号都很不雅,除“木”、“瞎”之外,还有“老”、“秃”、“好”等驴,似乎大家都是驴,革命就方便了,是“无产阶级”。“瞎驴”的父亲是空军的高级将领,“文革”之后也被揪出,打倒不打倒,取决于他是否同意诬陷别人。据说他破口大骂,宁死不降,颇有军人血性。结果妻子一度被逼疯,自身被囚,儿女离散。“瞎驴”再来我家,正在此后,已经不是来抄家的神情。一进门,就遇到我母亲,他低下头,叫了一声“阿姨”,脸红到脖子。我想起他来抄家时眼中的一丝愧色,怕母亲旧事重提。母亲却很温和地问:“张晓翔,你好吗?”“瞎驴”眼镜掉下来,尴尬着,说:“好。”母亲拍了拍他的肩膀,他的呼吸就粗重起来。后来谈到书,他又眉飞色舞。我发现他读得更多,而巨多是所谓“禁书”。“文革”时图书馆关闭了,私人的图书除了烧掉的,大都堆集在一些空房中,用封条封了,任凭虫蛀或霉烂。这样的去处,我们院中就有一个。没有风吹草动的时候,我和院中的伙伴常常在深夜撬窗进去,用手电筒照着,一页一页看宝似的翻看。书上霉味扑鼻,有些书页也朽了。书中的故事却不朽。书的种类繁多,许多平日见不到的都见到了,惊喜加上冒险,反倒比在图书馆中枯坐更多了趣味。听到人声只须将手电筒灭掉,黑黑地坐在书堆里,像是贼守着财富。我的一个好朋友,父亲是大电影美术师,他家的书也都在这儿,最喜欢看的是西洋画册,渐渐知道了谁是伦勃朗、鲁本斯和戈雅。手电的光亮使人物之间流动的光线更加神秘,村妇、教士、贵族和士兵,战争与和平的种种,以及宁静的森林风光都来自另一个世界,使得我们的梦也不再那么荒凉了。看到实在放不下;就会偷出去,把撬坏的窗户重新伪装好,以便下次再来。我知道晓翔的书也多是这样看到的。后来,人们经常问起我怎样做起电影,我竟茫然。细想才明白,那是因为我曾以看电影的方式看过书,知道这件事的可爱。

    晓翔谈到他想办报。这个很自然,书读得多了就有话说。可他又不知怎样做起。

    我越来越感觉他在恋爱,这事不用问,有爱的时候,爱的不止是爱人。跟他在一起,总感觉到有另一个在那儿,他的话都是对她说的,好像一举一动她都看得见。后来果然听说他热恋一个比他大三岁的女孩子,家中也是受难族。我很能想象晓翔在姑娘面前的笨拙。他会不会怪笑着去捏疼她的手?我猜不会。我记得有一次他托我买几斤桂花百果年糕,他在我家吃过说好。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