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那时代的荒凉。以灌注了勃勃热血和活脱脱精力的年轻身体直撞过去,以错误的方式演出并不错误的人生的,F也算一个吧。对F,对我们,对那个年代无数的人,比法律和道德更有力量的,也许只是一句温存话。但给了F的是一副铁窗,拿走了的,是一千八百个白天黑夜。

    我甚至想,倘若没有出事,开着车,驶进万木萧疏的天地中,能够忘却,哪怕是暂时的,该是多么快乐!

    再见F,十年过去了。我们约了在G家见面。灯很暗,他把脚放在桌子上吸中华牌香烟。烟有些霉,他解释了,递给我一支。他说他在一家街道办的小工厂做电焊工,父亲还未“解放”。别的,没有了。——狱里的事,我没有问。他还是大说大笑,只不过笑声老了许多,和人一样;仿佛和一个长得很像的人打招呼,发现并不是同一个,又心凉又奇怪。这以后,再没有见到。只听说后来他做了某公司的经理,有了一些钱。不知确否。当人们成年以后,他们是谁和他们想是谁,区别越来越小,由于社会,更由于自己。一代人随风而去,难忘的终于是跳下囚车时好狂的一笑,慷慨,坦荡。真的叛逆,因为真的年轻。

    F被捕以后,几个同学都受到了牵连。涉及到我,是因为出事的那天早上,同行中的一个曾打电话约我同去,但没有说去做什么。因为感冒,我推辞了,所以不在车上。本来没有去,是谁说出去的,很可疑。F没有出卖任何人,倒是同行中的一个出卖了他,以致遭到严惩。这个人就是少年美丽。

    当时已经号召“复课闹革命”,同时向大中学校派出了工作组,由工人组成,叫做“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宣布“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舞台”,而且“来了就不走了,永远占领下去”!实际上接管了学校。未受过教育者对受过教育者和正在受教育者实行管制,是毛泽东的许多伟大创举之一。但国内形势仍然动荡不已,虽然许多省、市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以取代旧的政府机构。原来的干部队伍中,一部分已在肉体上被消灭,大部分关在监狱或各单位自设的“牛棚”里。群众组织之间的派系斗争达到白热,动用枪械进行“武斗”的情形遍于全国,规模相当于局部战争。“武斗”一词始于“文革”之初毛泽东先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但江青后说:“敌人来进攻了,我们怎么办?文攻武卫!”乱局之中,谁开枪都可以称为自卫,因此一发不可收拾。战事的扩大,一直达于正规的武装部队。我在一九六八年去河北省有名的白洋淀时,就亲眼看到过两支部队因支持不同的群众组织而爆发战斗。公路上站满持枪的军人,沿路盘查,被怀疑为密探的人一律扣留;城郊的田野中布置伏兵,破城之后在县城中心展开巷战,炮火硝烟之中,喊杀声不绝于耳。我的一位朋友在回村的路上穿过高粱地,听到附近木叶摇动,连忙卧倒,透过庄稼看到几个被俘的军人被另外一些军人当场处决,行刑者随后踏断庄稼扬长而去。枪响之后,血一直流到朋友眼前。他潜伏到黄昏才敢离去,临行亲视,死者的嘴、眼都张得很大,残阳之下,面色新鲜,风吹草动,乱了一头黑发,仿佛在绿野间仰面沉思。死者年龄都在二十上下,可见仇恨之深。民间的事就更加没有约束。“工人宣传队”找我谈话大约在一天的午后一点,是头一天专门派人通知的。到了才发现张晓翔、G和少年美丽都来了,进的屋子却不同,彼此隔着一堵墙。临进门时,无意中看见班主任远远地徘徊了一下。她当时已经受到工人的信任,又做了班主任。我心里一紧,知道不好。进去之后,门立即关上,坐在长桌后面的两个,都是工人,大约四十岁模样。桌前一条长凳,是我的,还有一座火炉,烧得极热。四中的“宣传队”是运输公司派来的,多数是司机。这一行的装束,除了蓝色的工作服,还有一顶黑皮鸭舌帽。他们站起来,和我握了握手,其中一个给我倒了一杯茶,